一帶一路與潮汕優勢

?? 二、坐商與行商

韓愈等人在中國歷史上為建立中國文化的自信以及世俗文化的制高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韓愈在潮州落腳，只是一個巧合。但這個巧合出現在潮州，又顯得很有意義，尤其是在今天，在提倡和推動“一帶一路”的大前提下，這一巧合的意義往往不易被察覺。

當韓愈等人以“古文運動”的名義重新構建中華文化自信，擺正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形成中國本土世俗文化的制高點，它便給絲綢之路等一系列文化、經貿交往帶來了一個長久的現象。商業上有“坐商”和“行商”的概念。所謂“坐商”就是等著別人上門來做生意的；所謂“行商”就是主動跑到別人那里去做生意的。由于中國的文化自信牢不可破，其他文化對此也接受認可，再加上政教分離導致中國世俗文化的高峰，自唐宋以來，中國在對外文化、經貿交往上，形象一點說，長期都是“坐商”，也就是說，中國吸引了各國人士來到中國，中國主動走向外面的不是沒有，但相對較少。從商業上說，中國的這一“坐商”的身份一直延續到清朝的廣東十三行。

潮汕地區地理位置特殊，歷史上很少發生或經歷戰火，長期成為躲避北方戰亂的避風港。北方戰亂頻仍之時，很多北方世家大族遷入潮汕地區，一方面保持了漢族文化的正統性，另一方面也加劇了潮汕地區人多地少、資源緊張的局面。因此。當天朝上國以全球最大“坐商”身份笑迎萬國來朝時，潮汕地區的人們很早就因為沒有當“坐商”的條件，成為中國最早的“行商”，背井離鄉闖蕩海外。千年時光變遷，這一“坐商”和“行商”身份的不同，對于今天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簡單區分一下，中國古代的“坐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政府行為，“行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民間個人行為。與之相反，對于其他國家來說，“行商”大都是政府行為，例如朝貢貿易。甚至明清時期葡萄牙、荷蘭、英國的經貿行為都是政府主導的“行商”，包括地位顯赫、名聲不佳的東印度公司。由此我們看到，在中國古代，由于具有強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高度，中國古代政府一般都采取“坐商”的態度面對陸地和海上的絲綢之路。像潮汕這類特殊地區產生的中國“行商”在很長時間里不被政府重視。實在是由于別的國家紛紛以政府做“行商”，中國政府以“坐商”姿態就能坐擁天下，潮汕等地的“行商”對于政府的貿易需求裨益不大，因而處于可有可無、自由發展的狀態。甚至在某些時候被政府壓制。

今天，不管怎么說，中國的文化自信已大不如前，雖然當今中國政府正大力重建這一文化自信，但真正要建立起來還需要時日。當今世界的文化制高點，至少在今天看來，也不在中國。因此，今天在古代絲綢之路的基礎上重新提倡和建立“一帶一路”時，我們面對一個嚴峻的事實：當今中國不能像古代中國那樣舒舒服服地當“坐商”，等著別人上門來做生意；當今中國不得不以政府主導的方式“走出去”。換句話說，古代中國政府忽視和不屑的“行商”，正成為當今中國政府不得不扮演的角色。與古代相比，中國政府的角色與西方國家的政府角色正好顛倒了。雖然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被顛倒的角色正顯示出再次被顛倒的跡象，然而，它也不是很快就能實現的。無論如何，自鴉片戰爭、洋務運動以來，一直到五四運動、改革開放，中國官方的現代“行商”姿態是毋庸置疑的。于是我們發現，潮汕地區自古以來一以貫之的“行商”模式，雖然在古代不被中國官方鼓勵或被忽視，但在21世紀，以潮汕為代表的“行商”傳統幾乎與當今中國政府的主導模式完全吻合。由此，也使我們對于潮汕地區在“一帶一路”的宏偉計劃所能扮演的角色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