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吐槽抑郁癥臨床現狀：心理醫生像藥店售貨員

尷尬：臨床治療中輕心理疏導、重藥物治療

“我想要的是和醫生傾訴解開心結，不是塞給我一大堆藥讓我吃。”一位大學生抑郁癥患者小麗(化名)表示，去醫院看病時醫生讓她做一份人格量表，就據此開藥，根本不聽傾訴，“心理醫生簡直像藥店售貨員”。

王哲表示，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雙管齊下，必要時借助儀器治療，才能達到較為理想的診療效果。“臨床上單純藥物治療有效率在60%，但雙管齊下可達到75%。不過目前中國抑郁癥患者還是以接受單純藥物治療為主。”

心理醫生作為心理疾病診療的“王牌軍”，“重開藥輕診療”已成為臨床多發現象，開大處方的情況也難以避免。

按照心理診療常規標準，單例病人首診時間應達到40分鐘，復診時間至少20分鐘，綜合算來一位心理醫生一上午不上廁所不休息，接診數也不應超過10人。然而記者了解到，有些心理醫生在出門診時一上午能看30多名患者，大量壓縮問診時間，也被一些患者吐槽“除了開藥積極，剩下啥都不問”。

“一方面與醫生趨利心理有關，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醫療服務收費標準的不合理。”王哲告訴記者，心理醫生“話療”一小時收費60元，且服務費要悉數上交給醫院；而開藥的話，5分鐘就能開出幾百塊錢的藥，其中還不乏帶有“回扣”的藥品。“在三甲大醫院，一個有處方權的門診醫生，如果快節奏看病，一天的藥品回扣都能有1000元。”

遼寧省人民醫院心理科主任何茹告訴記者，自己曾接診一位大學生患者，4小時“話療”收費198元。“繳費時患者以為自己眼睛花了，特地跑回來問我‘怎么收費那么低’。現在市面上普通心理咨詢師都一小時200至500元。”

正是這種收費的不合理，使大量醫生選擇棄用心理治療，導致部分抑郁癥患者的治療不夠全面有效。“尤其是三甲大醫院，提供心理治療都是年輕醫生和實習學生，副教授以上的基本都不去做，認為服務價值和個人尊嚴不匹配。”王哲表示。

王旭梅教授說，與大量患者需求相比，目前中國醫院設立心理科室數量較少，且多以門診形式為主，開辟住院部門的則更少。以沈陽為例，目前只有兩家醫院開設心理病房。然而實際上嚴重心理疾病患者與其他重癥患者一樣，都需要住院觀察治療。

據了解，心理病房屬于勞動密集型，人工耗時多但是費用低，在醫院相對邊緣化，大部分醫院設立病房的積極性也不高。王哲表示，醫院如果設置住院病房，精神醫學科的效益是平均醫院效益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很多醫院權衡后選擇不設立。“即使是精神科門診，效益也達不到醫院的要求指標，醫生績效只能拿平均獎。”

瓶頸：人才奇缺+諱疾忌醫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王剛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雖然抑郁癥的終生患病率在6%左右，但50%的抑郁癥患者經過治療后癥狀能夠消失，社會功能能夠恢復。

然而，與充滿治愈希望相對的，卻是診療人才的奇缺。王哲表示，中國臨床醫生約270萬，其中從事精神科的只有2萬多，還不到總額的1%。“然而從醫療體系的社會經濟負擔來看，中國目前精神疾病要花掉社會經濟資源的10%以上，人才配置與社會實際所需嚴重不匹配。”

而不受重視、收入偏低等原因，也導致大量心理醫學人才流失。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執行主任費立鵬表示，目前中國接受正規系統訓練的心理學工作者中，只有20%左右從事一線應用治療工作；而美國接受正規訓練的心理學工作者有20萬人，90%都活躍在一線應用治療領域。

目前在心理診療行業多見的“速診醫生”和“光開藥醫生”，也容易引發心理疾病患者的不信任，進而從臨床脫落到社會，面臨非正規咨詢耽誤治療的風險。

針對這些困局與“尷尬”，何茹等業內人士建議，有關部門宜加強對醫生職業道德教育，提高醫生治療費和服務費，促其合理使用藥物，重視心理治療手段。“建議加快開放心理醫生多點執業，引入民營資本擴大設立心理病房，避免增加醫院擴建和壓縮其他科室風險。”

除此之外，民眾對于心理疾病的偏見和恥感也成為延誤治療的重要因素。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的數據顯示，目前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知曉率不足五成，導致首診誤診率較高。而“談抑郁色變”的現狀，也使民眾戴著有色眼鏡審視患者，患者自己也易諱疾忌醫。

王哲告訴記者，精神科醫生雖然也可以開病假條，但患者卻大多要求骨科、傳染科等其他科室替開，因為怕受到單位和周圍人的歧視。“其實學生群體是抑郁癥的高發人群，但我在教育部門查看病假資料時發現，極少有寫著抑郁癥的病假條，更多都被肝炎、骨折等原因代替。前來就診的孩子家長，也很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歧視。”

專家建議，在全社會加強心理健康宣傳，提高公眾對心理健康認知程度，同時完善心理科室的會診和轉診機制，減少心理疾病的誤診率。“建議有關部門可完善彈性工作制，安排合理的休假制度，讓精神也可以適度休息，避免過勞致病。”王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