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大學生艾滋病現狀調查:難以啟齒的秘密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昨日，中國之聲特別策劃《高校大學生艾滋病現狀調查》第一篇，象牙塔里艾滋病疫情現狀。其實，感染艾滋病毒的學生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病情被公之于眾，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將被趕出課堂、無法就業并遭到旁人的歧視與排擠。然而，衛計委和教育部最近下發的一份通知，更加深了他們的擔憂。

這是一份要求各地建立學校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的通知。衛生部門至少每半年向教育部門通報轄區學校學生患病情況；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定期向學校通報學生艾滋病疫情；學校與疾控機構共同采取防控措施，并及時向教育部門報告。

各主管部門聯合防控、控制艾滋病疫情向象牙塔蔓延，初衷無疑是好的。然而記者調查中卻發現，艾滋病感染學生擔心的，是學校知情后能否妥善保護自己的隱私。事實上，由于缺乏了解，部分高校的做法明顯忽視了患病學生的隱私權，甚至是好心辦了壞事。

如何擺脫疫情通報制度執行中的尷尬？艾滋病感染學生的隱私該不該保護、又該如何保護？中國之聲特別策劃《高校大學生艾滋病現狀調查》，第二期《難以啟齒的秘密》。

心歌：這個疾病，已經把我和別人劃分成了兩個世界的人。

說話的人叫心歌，他剛在大學度過自己18歲的生日。兩年前，他成為艾滋病毒感染者，那時他高二。

心歌：我和疾控中心交流過，我是我們這個城市目前發現的年齡最小的確診感染者。

懵懂的年紀，誰都向往純純的愛情。但心歌的愛情，變成了毒藥。在和一個同性網友相識后，心歌這輩子第一次性行為，改變了他的人生。

心歌：那時候因為什么都不知道，結果就這么"中槍"了。

心歌說，他一直不敢告訴家里人。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的那段時間，像夜里孤身走過長長的隧道：

心歌：那段時間，說實話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過來的。就每天都在想，我到底還能活多久。我活著是不是還有意義。我要不要去自殺。糾結了一年多吧。

現在的心歌，已經告別了那段時光。他說，隨著現代科技水平的進步，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要按時服藥，能活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現在，他每天和其他同學一樣，準點上課、按時吃飯。只是每天晚上固定的服藥時間，總有些難捱。

心歌：總是要在同學面前服藥。因為我不可能說每天那個時候，我去找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去偷偷服藥，很不方便。而且我的藥也肯定會放在我的寢室里，總是會被我的同學看見的。同學就會問，我的隱私就得不到保護。只能說，美其名曰，我吃的是某種某種的保健品。

心歌說，作為高校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不奢望學校給予特殊的關照。只求自己的隱私不被泄露。

心歌：我在學校會擔心我的隱私泄露。我把這個事情說出去，對我也沒有什么好處，可能還會遭受歧視。然后不說出去的話，因為這個病的話，傳播途徑也就有三種，我也不會傳播給身邊的人，我覺得不說也沒什么影響。

其實，和心歌有著相同想法的高校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在少數。

河北學生安林：其實我還是不太想學校知道的。因為，學校老師如果知道的話，就什么保密性害怕泄露。

四十歲的劉聞是陜西一所高校的老師，也是艾滋感染者。他說，學生感染者的壓力比他大得多：

劉聞：如果學校知道的話，很可能就要這個學生退學，或者要求學生自動離校。這反而是不太好的結果。開明的學校也有，但我估計不多。

隱私泄露，像懸在艾滋感染學生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在社會的不解與歧視當中，他們只有把隱私藏得不見光，不透風，才能保護好自己。南京某高校大三的小城就是不幸的例子，他感染艾滋的情況不慎被舍友發現，只得在學校安排下搬出宿舍，單獨居住。

小城：他們知道后很害怕我，這半年來基本不和我接觸。我的輔導員說，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概率，也不能和他住在一起。

記者在采訪當中對被采訪人的姓名作了化名，就是想保護他們的隱私，為了保護艾滋感染者的隱私，我國《艾滋病防治條例》中有明確規定："未經本人或者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及其家屬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在實際操作中，主動到疾控中心檢測艾滋病感染情況的人群允許匿名檢測。如果最終確認陽性，需要進行實名登記、留取身份證信息，當然疾控中心也將嚴格替感染者保密。

但是，艾滋病感染學生的境遇卻不同。衛計委與教育部建立學校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之后，感染者的身份信息，將會被直接通報給校方。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我的隱私是否會因此泄露？"成了感染學生中普遍存在的擔憂。究竟學校該如何在獲得知情權的同時、保護好學生的隱私權？如何讓通報制度執行的更加人性化？

既然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涉及隱私，為何又要建立衛生部門和高校通報疫情制度，把知情權交到高校手里呢？教育部體衛藝司巡視員廖文科：

廖文科：一些學校已經有了艾滋病疫情，甚至不止一例，但是學校不知道有疫情，就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能夠及時把疫情告訴學校領導，學校領導我相信他的重視程度會更高。

北京交通大學計生辦主任康俊在一線從事健康衛生工作，她對此深有體會：

康俊：我們希望疾控能不能就定期的疫情給專業人士一個通報。這樣對高校面臨的整個公共衛生的狀況，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這樣的話，我們就知道在那個地方應該多用力。而且不僅是我們，學校各個部門都會聯動一起去重視這個事情。這一點很重要。

然而，校方能夠在多大層面上掌握艾滋感染者隱私，了解了隱私的學校管理者又如何保證不歧視？佑安醫院性病艾滋病臨床診療中心主任孫麗君打了幾個問號。

孫麗君：理想是好的。你現實中你怎么操作？你真的保證別人不說么？你比如說你學校的校醫知道，還是班主任知道？班主任能保證不歧視么？

實際上，在如何對待艾滋病感染學生的問題上，一些高校要么缺乏相應意識，要么就不知如何保護。例如安排患病學生單獨住一間宿舍，這在廖文科看來，就并不可取：

廖文科：從保密這個角度講，不能單獨給他們一個房間，你表面上對他們是照顧了，實際上容易暴露他們艾滋病感染的身份，也容易讓他們心理上感覺到我會受到學校的特殊關照甚至是歧視，所以對艾滋病感染者在學校范圍內，要盡可能地讓少數人去了解他們的得了艾滋病這樣一個情況。

那么，該如何做到疫情通報和保護隱私兼得呢？康俊支招：

康俊：它可能出于隱私保護的需要，你可以不告訴我們張三、李四誰是高校里面的感染者，因為一旦公布了以后感染者面臨的社會壓力和反歧視壓力就會特別大。比如你告訴我，你們學校有幾個，這個也行了。

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是，據康俊介紹，北京市海淀區的幾所重點高校都已經有了艾滋感染者，這和近年來我國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顯的趨勢相吻合。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

吳尊友：每年新報告的艾滋病總人數當中同性戀占了50%以上，在城市里，高校相對比較集中，它與往年相比，它的相對上升幅度還是挺快的。

面對近年來正在以幾何級數增長的龐大群體，學校、疾控中心、教育主管部門，如何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讓每一個艾滋病感染學生活得盡量有尊嚴？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護好他們的秘密。(記者王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