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群眾的心碑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這是當代著名詩圣臧克家先生詩中的一段。其中的哲理，令人回味無窮。

習仲勛同志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軍隊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一生踐行群眾路線，足跡遍布祖國大江南北，在人民群眾中留下了永遠的心碑，傳誦至今，成為佳話，被毛澤東同志譽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也正因為是“心碑”，習仲勛同志作為踐行群眾路線的楷模，他的思想業績不但見之于檔案文獻記錄，更蘊藏在同他有過各種接觸的干部群眾之中，成為不可多得的瑰寶。

為了把這些瑰寶挖掘出來，教育當代，傳于后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采訪組的同志們，在黨的十八大后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際，花三年時間，行程上萬里，采訪上百人，收集了大量珍貴資料，從中精選出這部《習仲勛與群眾路線》采訪實錄。這既是穿越時空尋訪歷史之旅，更是接受黨的群眾路線光榮傳統教育之旅。正如書后的介紹語所言：“沒有‘據史料記載’，沒有‘文學化創作’，只有最原始的訪談實錄，還原群眾口中最真實的習仲勛。”這一點，是實實在在地做到了，也是這部書的真實動人之處。

這部書用對話的方式和講故事的方式，從踐行群眾路線的角度，向我們講述了一位怎樣的習仲勛同志呢?

這部書向我們講述了一位時刻惦念群眾安危冷暖、喜怒哀樂，一刻也不脫離群眾的習仲勛同志。

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期間，梁廣大擔任地處珠三角的南海縣縣委書記，親眼目睹了習仲勛同志是如何實事求是處理廣東群眾性偷渡外逃事件的。不但由此引發了富民為本的農村經濟改革，還借用倒逼機制，向中央要來了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特許。是什么力量使習仲勛同志冒著政治風險，沒有把大批偷渡外逃的人當作“異己分子”來處理，反而實事求是地從自身政策找原因呢?那就是對群眾發自內心的愛。正如梁廣大所言：“習仲勛同志就是這樣一個人，對群眾的感情非常深，接觸過他的群眾對他的感情也非常深。他無論到哪里、是什么身份，都能和群眾打成一片，有共同的話題。群眾過得窮，過得苦，對于他來說是最焦急、最憂慮的;群眾的日子過得好了，對他是最大的慰藉。”正所謂，大愛無疆，大愛無垠。這種大愛，來自真正共產黨人的為民情懷，來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擔當。

時任廣東梅縣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的胡其達回憶起到梅縣調研的習仲勛同志，是這樣描述的：“他戴著草帽，走在泥土地里，把褲腿綰起來，非常自然;他見到農民，和他們打招呼，談話都很隨和。農民見到這么大的領導來，有時候會雙手和他握手，習仲勛同志也會還以雙手相握，非常平易近人，非常親切。”那時，梅縣的老百姓還很窮。習仲勛同志指示當地干部說：“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讓群眾吃飽飯又有零花錢。”這是對大愛的又一種注解。

對群眾的大愛無所不在。國家一級演員贠恩鳳回憶了這樣一段往事。一次，贠恩鳳夫婦看望習仲勛同志和夫人齊心同志。談了很久方才離去。“當我走了約有50米的時候，只聽習老高聲叫我：‘恩鳳，你還記得我給你寫的啥話?’我立即返回，跑到他們跟前說：習老，我記得。你要我‘唱群眾喜愛的歌曲，做群眾喜愛的歌手。’習老說：‘對!記住就好，就要按這樣去做。’”這話余音繞梁，讓人回味無窮。

這部書向我們講述了一位時刻站在群眾立場、把人民群眾視為共產黨人“上帝”的習仲勛同志。

在廣東佛山擔任領導工作期間同習仲勛同志有過許多接觸、并結下忘年交的盧瑞華，這樣描述習仲勛同志：“在他的心目中，無論他自己身在何地，在廣東還是在北京，無論廣東發展成什么樣，超過了香港也好，超過了臺灣也好，所有那些成績、政績，都不及普通群眾的生活狀況更讓他關心。對于習仲勛同志來說，人民過上好的生活才是他最關心的終極目標，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

今天，發展程度已經今非昔比，改革也更加全面深入。然而，卻需要我們更深入地想一想，發展究竟是為了什么，改革究竟是為了什么。上述這一番回憶，這里面體現的精神與追求，令人深思，發人深省。

心里記掛著人民群眾，就一定能聽得進群眾的心聲。習仲勛同志來廣東工作時，李美清是廣東省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她一直記著，下鄉的時候，習仲勛同志總是強調：“群眾要說什么，一定要讓人家說，我們一定要認真聽。群眾說得對的，我們就聽，就照辦。有時候有些群眾的理解可能有偏差，那我們就幫助群眾做工作，努力讓他轉變認識。但這個前提一定是要聽，要傾聽。”傾聽群眾呼聲，說起來很容易，做到卻最難。關鍵是心里有沒有群眾，心里把他們真正擺在什么位置。在習仲勛同志心中，始終有一個“上帝”，不是別人，正是人民群眾。

這部書向我們講述了一位時刻踐行群眾路線、調研于民、問計于民的習仲勛同志。

厲有為擔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時，同習仲勛同志有過許多交往交談。在他的記憶中，習仲勛同志談得最多的，是黨的群眾路線;體會最深的，也是群眾路線。習仲勛同志曾經對他說過：“不走群眾路線，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還說：“我們黨內有官僚主義、不關心群眾疾苦、高高在上的壞作風。這種作風一天不除，就會日復一日地損害我們黨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譽。”像珍惜生命一樣珍惜黨的信譽，像生命運行一樣踐行群眾路線，這就是習仲勛同志心中的太陽。

厲有為還回憶說，習仲勛同志曾經跟我談道：“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是我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革命戰爭年代，要取得勝利靠的是群眾路線;建設新中國取得成功，靠的是群眾路線;你們改革開放，也要走群眾路線。什么時候我們拋棄了群眾路線，什么時候我們脫離了群眾，什么時候我們的事業就要失敗。”

習仲勛同志還囑咐厲有為說：“特區就要‘特’在改革開放上，‘特’在敢闖敢試上，而絕不是‘特’在生活上、‘特’在提高待遇上。相反的，我們黨的群眾路線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不但不能‘特’，還要繼續發揚光大。”這正是大道至簡，常溫常新。

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就要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習仲勛同志在廣東主政期間，張幗英是仁化縣委書記。她回憶說，習仲勛同志一再強調縣委領導一定要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聽取群眾意見，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并說你們要大膽干、大膽闖，干錯了，改了就好，省委不會責備你們，還表揚改得快的縣委領導。在她的記憶里，“習仲勛同志跟我講得最多的是：‘共產黨的干部要真心實意替群眾著想，抓緊改變山區的貧困面貌，要不然對不起老百姓啊!’”張幗英說，他對待人民群眾的根本態度，深深影響了一大批人，為各級領導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張漢青這樣評價習仲勛同志：“他用自己一生的實踐來書寫‘群眾路線’這四個大字。”

這部書向我們講述了一位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人民利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習仲勛同志。

常言道，金杯銀杯不如群眾的口碑。道理明白，是要黨員領導干部的工作業績能夠經得起群眾的檢驗，但真正做到又談何容易。

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后，遇到了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對待農村實行的產量承包制問題。時任廣東省委秘書長的楊應彬回憶說，習仲勛同志來廣東后，十分重視這個問題。他在從化調研中，專門對農村產量承包制做了研究，肯定了這種做法。回到廣州，明確指示要在全省推廣。當時有人表示擔心。習仲勛同志堅決地說：“怕什么?只要能增產就是好辦法!這兩個大隊我已經批準他們繼續試驗，錯了我負責!”楊應彬一直記著這件事，對采訪組的同志表示：“今天回顧起這件事來，對習仲勛同志這種敢作敢為、大膽負責的精神，我感到由衷地欽佩。”

習仲勛同志說過，只要對人民群眾有利，我們就干。這就是他心中的一桿秤。親身目睹了習仲勛同志正確處理廣東群眾性偷渡外逃事件的方苞回憶說，我一直記得習仲勛同志說過的話：“有些做法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就要改正過來;有的情況做錯了，要敢于承擔責任。這樣老百姓的氣就順了，順了以后，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會受影響，而且老百姓會更信任你。”

從這部書中還可以了解到，凡是接觸過習仲勛同志的，都反映他親民、民主。只有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最后，我想引用習仲勛同志回憶周恩來說過的一段話作為結束語：“一個好的領導，要善于堅持正確意見，也要善于聽取別人正確的意見，還要有勇氣放棄自己的錯誤意見;要善于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正確意見，也要敢于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聽多聽，兼聽則明嘛。”

踐行群眾路線，永遠在路上。時代呼喚著習仲勛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身上體現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精神，呼喚著他們的大愛無疆的大海情懷。這就是今天出版《習仲勛與群眾路線》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