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

在討論馬克思主義和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關系時，決不能忘記社會形態變革這個重大的歷史和現實，不能忘記“舊邦新命”。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階級主義，是為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而斗爭的主義；馬克思主義立足點是階級、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而儒學是處理以宗法制度為基礎，以血緣為紐帶，以家庭為細胞的人與人的關系。儒學學說中沒有階級，只有君子與小人之別。這是以道德為標準的區別，而不是階級區別。封建社會也有窮人和富人，這種區別在儒家看來只是貧和富的區別，而非階級區別。儒家處理等級關系的方法，是正名；處理貧富關系的方法，是“貧而無怨，富而無驕”。馬克思主義處理的是階級關系，儒學處理的是同一社會內部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系，即所謂五倫關系，而非階級對抗關系。因此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斗爭和奪取政權；而儒家強調“仁”與“和”穩定既成的社會關系。如果不懂得這個根本出發點，就無法理解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不能繼續沿著儒家鋪就的道路作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而要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應該重新溫習毛澤東當年這兩句話。它包含為什么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及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回答。

只有繼承中國傳統優秀文化，馬克思主義才能在中國取得勝利

中國要革命，要變革，要走出民族存亡絕境，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理論指導。但馬克思主義不能取代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人即使在激烈的革命時期，無論是在中央蘇區，還是后來在延安，都關注文化建設，也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著作中都論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任務》一文中在講到學習時，毛澤東強調：“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說句實在話，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遺產，這個任務仍然任重而道遠。

馬克思主義的強大力量就在于它與中國實際的結合，其中包括與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共產黨，而不是別的什么國家的共產黨；是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在別的什么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無論是共產黨，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是植根在這塊具有深厚歷史傳統和文化傳統的13億人口的中國，當然應該重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遺產，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長期處于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對中國社會結構、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對中國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念的深刻影響。馬克思主義要在思想和情感上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以農民為主的中國人民所接受，必須植根于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國革命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文化和歷史傳統能接納馬克思主義。

依靠武力可以奪取政權，但僅僅依靠武力不能建設新社會。按照毛澤東當年的話，革命勝利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新中國成立以后，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這些問題包括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在軟實力的建設方面，僅僅依靠馬克思主義作思想理論指導，而不充分發掘、吸取與運用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資源來進行社會治理、人文素質的培養、道德教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說，在以軍事斗爭為中心的武裝奪取政權時期，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還沒有那么急迫，那么革命勝利之后，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社會轉型期的道德、信念、理想、價值中呈現出的某種程度的紊亂，就成為一個亟待正確處理的問題。

“攻守易勢”和“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是中國歷史的兩條重要經驗。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處于攻勢，主要是推翻舊中國和改變舊秩序，奪取政權，一句話是攻；革命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不能只破還必須立。現在不是我們向原來當政者進攻的時代，我們自己就是當政者，就處在時刻“被攻”的地位。國家治理如何，社會狀況和社會秩序如何，人民生活提高如何，生態環境如何，全國人民的眼睛都望著中國共產黨，一切都要由我們當政者自己負責。從這個角度說，革命的勝利，取得全國政權的開始，同時就是攻守易勢的開始。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通過革命斗爭打出的天下，不可能在治國理政、調整內部矛盾時照樣沿用革命的方法，照用武裝斗爭的方法。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不是中國革命勝利之路，卻是取得政權后當權者的修養和為政之道。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傳統文化包含有豐富的治國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必須研究中國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中注重社會和諧和民本的治國理政的智慧，研究如何立德興國、教民化民。如果說前三十年有什么教訓的話，我認為我們缺少這個方面。從反“右”斗爭到“文化大革命”發動全國進行群眾性的斗爭，仍然可以看到“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方式。黨內黨外仍然處在緊繃的斗爭之中，劍拔弩張，傷害了一些人。正是從這個教訓中，我們理解了依法治國的重要性，理解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治國理政智慧的重要性，大力倡導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馬上”奪權到“馬下”治國的精彩轉身，對于一個民族來說，最有效的學習就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就是在不斷總結經驗中發展和前進的。

正確評價儒家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的地位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它流動于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傳統的風俗民情之中，凝集于包括儒墨道法諸子百家經史子集的經典之中。儒家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部，但處于主導地位。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具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包括多方面的任務，不能簡單理解為僅僅是復興儒學。

儒家哲學主要是人生倫理哲學。梁啟超把儒家哲學歸結為八個字：修己安人，內圣外王。修己安人是儒家哲學的功用。它的作用就是修己，即個人的道德修養或說是修身。修己達到極處就是內圣，安人達到極處就是外王，即治國平天下。正因為儒家哲學是人生倫理學，因此，儒學中的命題都離不開人生問題。從孟荀討論的性善惡問題、告子與孟子討論的仁義之內外問題、宋儒討論的理欲問題、明儒討論的知行問題，都離不開做人的問題。修齊治平，都是道德修養的結果，都是內圣外王的表現。

陳寅恪關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說：“故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于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號稱曠達，而夷考其實，往往篤孝義之行，嚴家諱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訓，固無預于佛老之玄風也。”儒家學說由于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作用，無疑長期處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中華民族的血脈和文化之根。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割斷中華民族的文化臍帶，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智慧深如汪洋、高如崇山，尤其是其中的辯證智慧和豐富的生態觀念。儒家學說雖然不能等同于中國傳統文化，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具有辯證性。任何片面性都會導致曲解。儒家既講和，和為貴，又講禮，“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就是原則，因此“和”是有原則的，而不是無條件的和。既講“以德報德”，又講不能“以德報怨”；既講“仁者愛人”，又講“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有愛有憎，不是只愛無憎。既提倡“窮則獨善其身”，孔顏樂處，也倡導“達則兼濟天下”。既倡導服從，不能犯上，也倡導“匹夫不可奪志”的獨立人格，倡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既講富民，也講教民。既講尊君，也講民本：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既講向善，也講向上。既講民富，也講國強。既講厚德載物，也講自強不息。既講向善，也講求真。儒家提倡“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仁和義是付出生命代價的原則，而不是把自己變為盲目的殺人機器。這是與所謂“武士道”精神完全不同的中華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推翻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性質的舊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形態的新中國，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指導，必須有一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可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生長的思想文化土壤，要保持中國人的中華民族特性，要使中國人有顆中國心，必須繼承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和優秀道德。如果不以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和優秀道德來涵養中國人，沒有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優秀道德傳統的繼承，就培養不出有高度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的有教養的中國人。即使取得政權，也不可能建設一個具有高度發達文明和文化的新中國。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我們重視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但更要重視中華民族文化一元性的認同。這是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思想文化粘合劑。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繁榮為條件”。歷史證明了這個真理，凡以軍事力量建立的大帝國，如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波斯帝國，都不可能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來維系。一旦解體，就會分裂為許多各自擁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國家。一個國家沒有占主導地位的統一的文化、沒有能相互交流的統一的語言，就沒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蘇聯解體后的情況，就是如此。原來互為一家，現在有些以鄰為壑。

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發展

民族是文化的主體，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清末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危機，與中華民族的困境相伴而行。而中華民族的復興，則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前提。一個民族文化的命運與民族自身的命運不可分。毛澤東曾經說過：“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實現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沒有中華民族的復興，就不會有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

只要看看世界文化史，看看當今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的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看看內亂不已的埃及，想想巴比倫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埃及尼羅河文明昔日的輝煌，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一個民族自身的盛衰興亡決定這個民族的文化命運。任何國家處于分裂，民族處于危亡之際，文化不可能獨自輝煌。正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孔子才能周游世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內核的國學才能興起，儒學才能重放異彩。

只有從民族復興是文化復興前提的角度看，我們才能理解“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面對千年從未有之變故，為求民族之生存，把中國傳統文化稱為舊文化，而把自己追求的科學和民主稱為新文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傳統文化的載體最主要的是儒家經典。反對“尊孔讀經”是“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的普遍思潮。其實，他們都是具有最豐厚舊學修養、熟稔中國古籍的人。發端于1915年逐步醞釀而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稱新文化運動，如果脫離當時歷史條件而只就文化自身來劃分新舊界線，必然導致文化虛無主義。新文化運動的新，并非針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在民族處于存亡之際，把矛頭指向服務于封建制度的舊道德、舊的思想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倡導科學和民主的啟蒙運動，在文化運動背后包含著追求民族復興的期待。當然，五四運動留下一個負面影響，這就是把傳統文化籠統稱之為舊文化，而把民主和科學稱為新文化，這種新舊文化二元對立的觀念，堵塞了由傳統文化向當代先進文化轉化的可能性和途徑。

中華民族文化如黃河長江，不可能抽刀斷流簡單區分為新與舊，而是民族精神中的源與流。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化之源，是文化母體。沒有源，河流必然干涸，必然斷流。中國文化的特點是源遠流長，具有持久性、不間斷性和累積性。魏徵《諫太宗十思疏》曾講到源與流的關系，說“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望流之遠”“塞源而欲流長”根本不可能。當代中國文化同樣存在“浚源”與“塞源”的問題，要“浚源”而不能“塞源”。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可以原封不動地保持中國傳統文化。源是文化母體，流是文化的延續。文化是流動的水，它不會停止。可是它往哪個方向流，是與政治道路選擇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