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贏”是草原絲綢之路的精神內核

【絲路文化·專家談】

“合作共贏”是草原絲綢之路的精神內核

——訪南京大學教授、元史專家劉迎勝

草原絲綢之路是大航海的重要誘因

記者：請您談談草原絲綢之路的起源和形成，以及與之有關的重要歷史人物。

劉迎勝：草原絲綢之路是指中原漢地通過蒙古高原與歐亞草原，與古代地中海世界之間政治、經濟與文化往來的通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草原絲綢之路產生的具體時代雖不可考，但史前時代就已存在。其產生的背景有四點：一是人類的好奇心以及渴望了解其他文明的愿望。二是古代亞洲大陸南方農耕社會與北方游牧社會之間，基于畜產品與農業、手工業品交換的相互依存與對立關系。三是游牧民族馴化馬匹而具有遠距離的交通能力，其經常換草場而形成的移動生活方式，使之成為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重要溝通者。四是蒙古高原與歐亞草原之間自然與氣候條件相似，不存在難以逾越的自然屏障，是東西往來的天然通道。

與草原絲綢之路有關的歷史人物很多，如漢代的張騫、王昭君，清代的圖理琛等，但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馬可·波羅。馬可·波羅時代，是歐洲與中國從間接聯系轉變為直接聯系的時代。在馬可·波羅幼年，其父尼科洛和叔叔馬泰奧就來過中國，他們的經歷激發了馬可·波羅對中國的濃厚興趣，直接促成了馬可·波羅東游，而二人第一次來中國時，走的正是草原絲綢之路。馬可·波羅東游歸國后，經其口述，他人整理而成的《馬可·波羅游記》，描繪了東方的繁榮與富饒，激起歐洲人對東方文明與財富的傾慕，為避開控制近東的奧斯曼帝國勢力，另辟通往東方的海上道路，歐洲的航海家們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因此，當代有些學者將全球化的開始上推至五六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但他們忽視了大航海與草原絲綢之路之間的聯系，而后者恰恰是前者產生最重要的誘因之一。

記者：草原絲綢之路有哪些獨特的文化特征？

劉迎勝：草原絲綢之路東端連接位于蒙古高原南部邊緣的中原地區，這里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匯區，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匯集地。

無論是發現的古代遺跡，還是出土的文物，都能體現文化的多元性。如金銀器這種貴重金屬制造的器物，最能表現文化的內外形態。中外考古學界已經注意到一些商周青銅器與蒙古高原以及歐亞草原器物之間的內在聯系。公元前2000年，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發現的金器融合了中原地區、南方地區和西方國家的文化因素，戰國時期匈奴的金銀器體現最為明顯，如流行于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爾泰藝術中的怪獸紋。

草原絲綢之路連接著東西方兩端。游牧民族將用牛馬羊駝換來的漢家絲絹，販運到歐洲，換來遙遠西方的產品。在往返過程中，相隔萬里的中國與歐洲除了交換商品之外，也得以互通消息。因此可以說，草原絲路在當時也是信息往來的渠道。

草原絲路的遺產

記者：作為連接東西方經濟貿易與文化的大動脈，草原絲綢之路留下了哪些遺產價值？

劉迎勝：我認為，草原絲綢之路留下的遺產分為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物質層面，它是歐亞大陸地區商品貿易和生產技術的交流之路。古代，歐亞地區對中國盛產的絲綢、瓷器、茶葉有巨大的需求，中國人則喜愛西域的毛織品、寶石、香料等。產品的交換帶來了生產技術的相互促進。此外，造紙等重要技術也傳到西方。例如，751年，唐軍和阿拉伯帝國的軍隊在中亞草原城鎮怛羅斯附近發生激烈戰斗，唐軍1萬多人被俘，其中包括造紙工匠，從此，中亞、中東、西亞和歐洲進入紙張時代。在紙張時代之前，歐洲與西亞的知識載體主要是羊皮，因為來源稀少、價格昂貴而流通不廣。造紙術的西傳使人類保存前代知識的能力有了極大的提高，是歐洲后來進入文藝復興時代的助推劑。

其次，它是歐亞大陸地區精神世界的交流之路。如公元前3世紀，印度阿育王推行佛教，佛教徒遍及印度各地，迅速傳向鄰國，公元1世紀，中原地區已經有佛教流行。在西方宗教文化向東方傳播的同時，誕生于中國本土的道教也隨著人員流動而在西域地區傳播。漢唐時期的西域考古發現有很多道教遺跡，如書法、繪畫、織物及墓葬藝術等，遲至蒙元時期，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赴中亞拜見成吉思汗時，還見到了信奉道教的民眾。產生于中近東的基督教聶思脫里派，又稱景教，曾經中亞傳入唐帝國。唐滅亡后，雖然一度在中原絕跡，但卻在中亞與蒙古草原廣為流傳，到元代又再一次入華。14世紀時，教皇還應大都（今北京）基督教徒所請，派來使臣馬黎諾里。

記者：草原絲綢之路的建設對發展友好合作的中蒙關系有何意義？

劉迎勝：草原絲綢之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就終結了，但其給當代留下了“合作共贏”的理念。新時期，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無疑為建設草原絲綢之路、發展中蒙友好合作關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一帶一路”是一個讓中國和包括蒙古在內的相關國家實現互利共贏的戰略。“一帶一路”規劃的實施，將進一步夯實新時代中蒙關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