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網專訪：協商民主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破題

求是網：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未來發展，我們還可以有哪些期待？

談火生：我個人認為，對協商民主建設的未來發展可以有三個方面的期待。

一是對協商民主民主實踐發展方面的期待。這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量”的層次。《意見》繼承了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表述，明確提出“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按照我的理解，這里的“廣泛、多層”其實就是量上的要求，我國的協商民主是在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實踐中發展起來的，但現在其應用范圍已經擴展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體現在黨的領導工作和執政的各個環節，從橫向的覆蓋范圍到縱向的布局層級，可以說深入到了社會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意見》列出了七大協商渠道，并提出“繼續重點加強政黨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積極開展人大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逐步探索社會組織協商”，我們可以期待協商民主建設的未來發展中，這七大渠道的協商能遍地開花，而且，開出的是五顏六色、賞心悅目的花朵。實踐方面的第二個層次是“質”的層次，也就是協商民主的規范化、制度化。我們說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獨特的優勢，制度化建設是發揮這種獨特優勢的根本保障。《意見》指出，要“發揮各協商渠道自身優勢，做好銜接配合”，這其實就是要“保質”，要通過制度化建設，構建一套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而且，這套協商民主體系要與國家的其他制度安排無縫銜接，甚至水乳交融，只有這樣，協商民主才能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二是對協商民主民主理論發展方面的期待。我們知道，在過去的十年里，協商民主理論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從少有人知到寫入了黨的最高規格的文件十八大報告。那么，在未來我們對協商民主理論的發展有什么樣的期待呢？我個人是期待看到協商民主理論發生一個經驗轉向。所謂經驗轉向，是說協商民主研究在今后一段時間，應該將研究重心從規范性研究轉向經驗研究。如果說，在十八大之前，協商民主理論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推動對于這種新的民主模式的研究，并將研究重心集中在協商民主的規范性內涵，回答“協商民主是什么”、 “協商民主與其他民主形式之間的區別與聯系”、“為什么要開展協商民主？”、 “中國協商民主和西方的協商民主有何異同”等問題上，那么，在十八大之后，尤其是《意見》出臺后，協商民主理論研究的重心應該轉向經驗問題：協商民主的規范性理想如何才能落實到實踐之中？如何才能制度化？用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話來說，就是“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具體來講，這個“經驗轉向”包含哪些內容呢？起碼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需要做：第一，認真總結本土的協商民主經驗。習近平總書記用“五個源自”來形容我國協商民主的獨特性，并指出我國協商民主“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值得認真總結。第二，要大膽借鑒西方在最近幾十年發明出來的一些新的技術手段。如協商式民意測驗、主持人制度、抽樣技術等等，它們也應該成為我們協商民主建設的思想資源。第三，積極探索協商民主技術的引入方式，用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如何因地制宜開展協商活動。中國的協商民主建設渠道多、范圍廣、層次豐富、地域差別巨大，不可能有整齊劃一的形式，必須要因地制宜，才能有效開展。

三是對協商民主實踐和理論之間的良性互動方面的期待。協商民主在過去十年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學界的知識生產和黨的理論創新之間的良性互動，以及學界的知識生產和基層治理創新之間的良性互動。一方面，執政黨關注到學界關于協商民主理論的研究，并將其吸納到黨的話語體系之中，以新的視角來闡釋已有的政治實踐；另一方面，執政黨的自我調適又反過來刺激了學界關于協商民主的研究，使其日益豐富。一方面，學者積極參與基層治理創新，例如，在浙江溫嶺，民主懇談會的每一步發展都能看到學者的貢獻；另一方面，基層的治理創新又為協商民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養分，無論是何包鋼的《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還是陳朋的《國家與社會合力互動下的鄉村協商民主實踐》，都是基于溫嶺經驗完成的，而且成為這個領域最有份量的著作。我個人很期待這種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良性互動能持續下去，它對于協商民主的健康發展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大家可能不太注意這一點，其實在《意見》中有兩處專門談到協商民主的理論建設問題，一處是第26條，強調要“加強協商民主理論研究，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體系”，一處是第2條，加強協商民主建設有利于“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中國有豐富的協商民主實踐，但在協商民主理論建設方面卻不盡人意。只有保持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良性互動，理論的發展才有源頭活水，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體系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理論自信才能水到渠成。

求是網：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