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將如何調整安全“大計”？

近日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舉行的歐盟國防部長會議，盡管是非正式的，意義卻不可小視：歐盟28國防長、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和北約秘書長不僅悉數與會，而且一致同意修改2003年出臺的首版歐盟安全政策總指針——《歐洲安全戰略》。盡管該戰略的“修改版”要到今年6月的歐盟理事會防務問題會議上才能最終敲定，但其意圖及大致框架已顯現無遺。

歐盟選擇在此時調整安全“大計”，顯然是因為“形勢逼人”。正如歐盟對外行動署副秘書長所說：“2003年歐盟各國領導人談歐洲安全，針對的是當時的問題，而現在歐洲的形勢發生了改變。”主持此次會議的拉脫維亞防長在記者會上講得更明確：歐盟“必須制定一個能應對現代威脅和現實局勢的戰略”，而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政策“很好地證明，‘混合戰爭’威脅已是歐盟目前面臨的挑戰之一。”可見，以烏克蘭危機為代表的歐盟內外安全形勢的急劇嬗變，正是歐盟此次修改《歐洲安全戰略》的直接誘因。

回望2003年，歐盟戰略視野內共有五大威脅，即地區沖突、失敗國家、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有組織犯罪。2008年，歐洲理事會又添加了網絡安全、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這些新型非傳統安全威脅要素。新戰略關于威脅研判的基本表述未必大幅突破上述窠臼，內涵卻很可能“與時俱進”地更新。歐洲人普遍堅信，與2003年歐盟“高歌猛進”擴大時相比，當前的周邊安全態勢無疑要嚴峻得多，實際已處于“不穩定區域”的包圍之中。“東線”俄羅斯構成的巨大潛在軍事壓力、“南方”的敘利亞沖突、“伊斯蘭國”猖獗及其引發的恐怖威脅，都迫使歐盟不得不將戰略關注點從以前的全球幅度有所回收，更加聚焦于歐洲“近鄰”地區。

戰略手段的選擇，不僅關乎戰略的實質和有效性，更是歐盟為標榜自身“特殊安全行為體”地位而著意凸顯之處。與世界其他行為體相比，歐盟在國際上展現影響力的獨門“撒手锏”并不是軍力，而是在市場、科技和國際規則制定等領域的優勢。因此，盡管貿易保護主義成分將增多，歐盟卻不會改變其一貫高舉的“有效多邊主義”大旗，手段的基調也仍將是外交和經濟“協商、勸誘、施壓”。不過，“混合戰爭”威脅的現實緊迫性，提升了其對發展軍事能力重要性的認識。鑒于此，新戰略應會濃墨重彩地探討歐盟的防務實力，特別是“快速反應能力”建設，并使之與肩負歐洲“集體防衛”職能的北約加強協作。

歐盟深知塑造全球安全格局的重要性，故一向強調發展“戰略伙伴”關系。基于“冷戰”的慣性和地緣、經貿與價值觀紐帶等現實因素，與美國的“跨大西洋關系”仍將是歐盟處理安全問題的基軸和主要依托；斗而不破卻依然關鍵的歐俄安全關系，則是其第二掌控重點。與此同時，以中國等“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歐盟戰略布勢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將有所提升。

歐洲一體化進程綿延至今，盡管各成員國多有齟齬，但在“以集體的力量應對外部世界”、使歐洲保持全球治理領域重要一席方面，歐盟內部卻一直存在著較高的共識。可以說，歐洲國家全球影響力的延續，很大程度上系于歐盟作為“世界一級”的存在和發展。2003年版安全戰略曾明確宣稱，歐盟要充當“全球性角色”，近年可謂命運多舛的歐盟，雄心卻依舊不減當年。其能否如愿？新版安全戰略的文本落定和具體落實，不失為一扇頗具價值的觀察窗口。(倪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