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經濟走勢展望:將處結構調整“新常態”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6年多時間，但全球經濟依然并不平靜，各類潛在風險相互交織，并折射出全球經濟的四大顯著特點：

首先，全球經濟仍難以擺脫深度調整壓力，全球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結構調整期。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低于預期，產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國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負債、高失業率在內的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同時，由于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大多數經濟體仍需將“保增長”作為首要任務。

而相比之下，全球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最新預測，2014年和2015年全球貿易額增長預期分別下調為3.1%和4%，遠遠低于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平。而各大國際組織也很可能高再次高估全球經濟增速。實際上，2014年已經不是第一次高估經濟增速了，IMF對全球經濟從2011年以來基本上都是高估的，專門負責美國經濟預測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更是從2007年以來每一年下調對潛在產出的估計，這是非常罕見的?；旧希吖澜洕鏊偈侨蛉后w性的失誤，這很可能預示著潛在經濟增速下降將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常態”。

其次，大宗商品繁榮周期結束引發價格危機。今年以來，由于供過于求拖累價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5%左右，這也是2011年大宗商品價格達到峰值后連續第三年出現下滑。特別是隨著美國頁巖油產出超過OPEC的閑置產能，原油市場的定價機制將主要由美國頁巖油的邊際成本所決定。美國頁巖油生產增加正在給全球能源流動產生越發深遠的影響，并削弱OPEC的定價能力。在全球能源供應過剩和“三國殺”式國際博弈中，國際油價更是油價自由落體式的下落，較6月高位跌幅48%，創五年來新低。而由此觸發的大宗商品暴跌浪潮，無疑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事件。

第三，各國經濟復蘇格局分化加劇多重風險。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兩大板塊經濟復蘇態勢不平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通過三輪 QE 釋放流動性，壓低國債收益率，推升房市股市價格、并通過財富效應促進經濟增長。頁巖油技術革新帶來的原油生產放量也導致其能源進口依賴度下降，貿易逆差收窄使美國經濟走上穩健復蘇的軌道。今年三季度美國經濟增長率大幅上調至5.0%，創下了過去11年以來之最，10月份失業率回落至5.8%，為六年來新低。歐元區和歐盟三季度GDP環比增長0.2%和0.3%，雖然比二季度稍有改善，但仍處于衰退邊緣，歐洲經濟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貨幣周期驅動，內生增長動力嚴重不足。日本經濟4至6月的按年化計算，季度環比大幅萎縮了7.1%，“安倍經濟學”幾乎宣布破產。

世界各國走勢分化、結構分化、周期分化導致政策進一步分化。美聯儲退出量寬、美元步入升值周期，以及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意味著資金在各個經濟體中出現“大進大出”的壓力將增大，將會導致全球金融資產價格，加劇導致市場波動率以及多重經濟金融風險。

最后，全球經濟失衡狀況逐步有所減弱。近兩年，發達國家要減少經常項目赤字,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要通過提高國內需求（包括消費和投資），,來減少經常項目順差,將經濟增長的源泉從出口轉移到國內需求上，以國際收支賬戶為主要特征的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失衡已由2006年的峰值縮小了三分之一以上。由于發達經濟體仍舊在全球需求中占相當大的比重,所以外部需求疲軟會影響到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那些以出口為經濟增長動力的經濟體。

展望2015年，全球經濟整體仍將緩慢弱勢復蘇，聯合國預測，2015年全球經濟將增長3.1%。世界貿易組織（WTO）預計，2015年全球貿易量將增長4%。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15年全球跨國投資規模將從2014年的1.6萬億美元擴大到1.7萬億美元。

然而，2015年全球經濟格局受制于三大變量，一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下跌導致全球性通縮風險。疲弱的需求，龐大的庫存將導致2015年大宗商品價格、國際油價仍難以擺脫持續走低的局面。

二是美元已經進入強勢周期，不僅會加速資本外逃，也進一步打壓經濟，使許多以美元計價的新興經濟體海外債務風險，并推升全球融資成本上升。美聯儲每一輪QE的退出都會對新興市場帶來巨大沖擊，特別是那些具有雙赤字、外部融資依賴度高的經濟體，容易遭受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的風險。

三是新興經濟體“回溢效應”風險突出。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均受到內部結構調整滯后的困擾。作為趕超型經濟，新興經濟體大都采取的是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以及數量擴張的“要素驅動型”模式。二十年前，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依靠全球分工體系深化帶動的“斯密增長”創造出規模巨大的全球化紅利。而2008年以來的全球深層次調整還將延續，這與國內工業產能過剩、產出缺口不足，將同時并存，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和各國貿易聯系的不斷加強，新興經濟體的“回溢效應”或將更加顯著，正普遍面臨著為增長放緩倒逼國內改革的重要拐點。（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