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專家談依法治國的文化基礎(圖)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習近平

習近平：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

1.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侯松濤——中華優秀文化的積聚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基礎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積聚，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基礎。

大約在商周時期，定期公布刑書就已經形成定制。傳統法治思想比較系統地形成則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青銅文化代表的鼎，在古代被視為立國重器，春秋時曾鑄刑于鼎。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非常強調法對于治國理政的意義。商鞅認為：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韓非子認為：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以此為基礎所形成的法治思想體系，是中國優秀文化中傳統法治文化的精華。

不可否認，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開始，法治建設經歷了一段曲折時期。這些曲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中國法治文化傳統弊病的積聚以至全面爆發，是中國法治建設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陣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著力推進中國的法治建設。從鄧小平時期重新確立發展民主、健全法制的基本方針，到黨的十五大提出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再到黨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對法治建設作出重大部署，直至今天正在進行的具有實踐操作意義的新思路與新方案的規劃，中國穩步進入法治時代。

在這個具有幾千年文明底蘊的東方大國，從人權入憲到勞教制度的廢止，每一步前進都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法治建設方面的艱辛探索與努力。

習近平：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2.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朱繼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文化

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正是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1911年辛亥革命后，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事實證明，中國選擇、堅持、發展和完善特色社會主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借鑒世界先進文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偉大結晶。

雖然中國在商周時期就開始追求依法治國，但從來都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中國共產黨人也始終堅持中華民族這個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既要警惕“法律萬能”，也要防止“道德至上”，真正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2000多年前，滕文公請教儒學大師孟子如何治理百姓時，孟子用簡潔的話回答：“民事不可緩也！”而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也啟示我們，必須使我國的政治制度真正成為可以更好地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決不能允許西方金錢和政治聯姻這種剛性的制度腐敗在中國出現。

習近平：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3.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丁冰——中國經濟制度是在5000年獨特的文化和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

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既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符合我國現實經濟發展需要的決策，也是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的經濟思想文化。

今天的經濟制度是在中國5000年獨特的文化和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就傳統優秀的經濟思想文化而言，繼管仲之后，最典型的莫過于先秦的陶朱公。他姓范名蠡字少伯，先官后商。他先是輔佐越王勾踐成就霸業，繼又任齊相，聚巨資后即退出政界赴陶經商，因商藝嫻熟，財運亨通，擁有家財萬貫，富甲天下，自稱陶朱公。他把當時流行的天象五行之說與農業豐欠循環的現象聯系起來，并用以觀察自己從事的商業領域，遂發現市場價格波動亦有循環的規律，并提出如何適應規律要求的應對之策，以有利于治國平天下之目的。

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的經濟思想便明顯地表現出來了。桑弘羊提出并積極推行監鐵官營政策，獲利頗豐，滿足了當時極其繁重的財政軍費需要，減輕了稅賦，大得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范蠡雖然還沒有嚴格規范的市場規律的概念和供求均衡、價格波動等現代術語，但實際已有了樸素的思想意識和準確的表達，特別是已萌生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官府)關系的對策思想。這遠比兩千多年后出現的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片面主張全面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而認為政府管的愈少愈好，國有企業愈私有化愈好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和舉措，要高明得多。

獨特的農耕文化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經濟現象和獨特的經濟思想。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引導經濟生活，重視發揮中央政府對經濟的作用，重視尊重自然、節儉、節制、誠信等理念。因而我們可以說，四中全會的決定，既弘揚了我國幾千年來優秀的經濟思想文化，也是抵制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思想武器。

習近平：中華文化是我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

4.北京語言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柏林洪堡大學訪問學者鄭承軍——走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要有中國精神

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素養的現代化。這是現代化進程的目標，是現代化發展的歸宿。

當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的因素是至關重要的，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成為必修課。對綿延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一條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中國現代化始終走在中華優秀文化的大道上，不能也不會偏離中國文化的大道。

從歷史維度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一直是中國現代化的活水源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是我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歷來高度重視道德養成和人格修養，把社會理想與個人目標相結合，把宏偉設計與現實路徑相結合，把教化引領與領悟自律相結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化人”的提升路徑。

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千年不斷演進與發展中，儒釋道相互交融、相互滲透，演變為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綜合發展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體，成為處理人和人、人和社會關系的文化底蘊和立足點。例如，《禮記·大學》中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就是“三綱”，就是要努力達到道德上光明正大、思想上棄舊圖新、人倫上完美至善的崇高境界。這反映出優秀傳統文化將個人的修養、家庭的幸福與家國的命運緊緊相連，并付諸實踐、修養自身、超越自我，并最終與國家共命運，從而達到至善境界。這樣的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今依然顯現出當代價值和時代魅力，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與人的現代化進步依然在此規律中螺旋式上升，相互促進。

習近平：這次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就是要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5.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玉周——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離不開優秀文化的支撐和引領

　　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離不開優秀文化的支撐和引領。

歷史上，優秀傳統文化曾激發出強大的國家意識和民族精神，成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豐厚滋養。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出現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一系列軍事文化瑰寶。《孫子兵法》探討了敵我、主客、眾寡、強弱、攻守、勝敗、利害等戰爭問題，其“韜略”、“詭道”深刻地影響了歷代國防和軍隊建設實踐。在漫長的歷史中，我國形成了“以民為體”、“居安思危”、“富國強兵”、“寓兵于農”、“愛國教戰”、“崇尚武德”、“不戰而勝”、“安國全軍”等國防思想和斗爭策略。在這些思想和策略的指導下，中華民族抵御了無數次外敵入侵，甚至還出現過“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輝煌。

然而，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強的侵略面前，腐朽的統治者奉行“以軍壓民”、“貧國臃兵”、“愚兵牧民”國防思想，甚至采取“不戰而敗”、“攘外必先安內”的斗爭策略，致使國家有海無防，有邊不固，富饒的國土被蹂躪得支離破碎。

古人云：“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無論任何變革，變到深處就是文化。

習近平：改革創新社會體制，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

6.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李偉東——創新社會管理，可以從傳統文化中找到靈感

　　當前創新社會管理，可以從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

首先，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處理可以借鑒傳統文化智慧。在傳統文化里，強調“士農工商”各有本位，“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官民關系是傳統社會主要的關系形態，代表著政府和社會的不同行動主體。

其次，治理主體的行為規范可借鑒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強調士人作為“君子”的道德修養。擔任社會管理主體的官僚集團多出身于讀書科舉的士人，其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的道德自律也就成為彼此皆有共識的基本規范。當然，借鑒傳統文化對當政者道德自律的強調，不能替代強化外部監督、替代依法治國。

再次是社會自我治理的價值理據可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到一些脈絡。古代社會自我治理的過程中凝結 的文化智慧也值得借鑒。比如在 村莊層面傳統社會對耆老的重視，對縉紳階層的倚重，對鄉規民約的強 調，都突出了社會的自我管理。

最后是社會管理中可以挖掘、依賴一些傳統理念。比如注意構建小規模共同體。傳統社會強調鄉情、親情、友情，人與人之間情有意，而非簡單的“金錢關系”。傳統社會中共同體情誼是形成社會關系的重要心理力量，每個人都是有感情、有溫度的實體。現代城市社會中會形成以各種需要、興趣和愛好為中心的小群體，這就是傳統文化中共同體的演進版。

習近平：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就必須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作用。

7.國防科技大學軍事高科技培訓學院院長劉戟鋒——靠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中國歷代科學界不斷創造世界奇跡

量子力學領域著名的大師玻爾在設計族徽時，將中國的太極圖放置在族徽的中央，以此表征他的互補原理。這也成為中西科學思想共通的重要佐證。

不管中國還是西方，世界古老文明的主要成果大都反映在思維科學上。東方人、西方人都在上下求索，問天問地，從而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中國人先后發明了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印刷術，形成了系統完備的中醫理論和先進科學的天文歷法體系，為燦爛的世界古代文化增添了無與倫比的瑰寶。

有人曾以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為由，便懷疑中國有無科學精神，這是很值得我們警覺的。科學精神是什么？無非是貫穿科學發展進步過程中的一種科學態度、科學作風、科學理念，它在不同的國度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求真務實。

習近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歸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

8.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過常寶——優秀傳統教育理念，是我們發展現代教育的基石

中國古代有著多形式、多層次的教育。仁人志士本著啟發民智、發展文化的偉大理想，無不熱衷于興教辦學，形成了深厚的尊師重教的文化傳統，也孕育了很多優秀的教育理念。

這些理念有：教育的意義在于“教化”，即通過教育改造社會，促進文明進步；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于“師道”，認為“師道”傳載真理，與神權、政權、宗法倫理共同構成社會秩序的價值基礎，這就是“天地君親師”并稱的意義；教育追求人人平等，“有教無類”，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并有通過教育改變自己、完善自己的可能；教育的內容是“傳道授業解惑”，強調價值高于具體知識和技能，注重思想、人格、精神的培養，先“傳道”而后“授業”，等等。

中國教育要有海納百川的勇氣，積極參與到國際競爭中去。但這必須有個前提，就是立足于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用優秀的傳統文化來培養學生家國情懷、民族認同、文化自信，這樣才能推動教育的健康發展，建成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教育體系。

習近平：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壯大，是傳遞友誼的正能量，為亞洲和世界帶來的是發展機遇而不是威脅。

9.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研究》編輯部主任、副編審莊俊舉——中國外交理念張揚中國文化的力量

中華民族幾千年對外文化交流融合過程，也是開放過程。歷史上，中國同外來文化有多次大的交流，從張騫、玄奘、鄭和的和平之旅，到徐光啟和意大利人利馬竇傳奇般地相識、相知，繼而共同翻譯和出版《幾何原本》所進行的中西文化平等的交流，無不彰顯出和而不同、協和萬邦、“親誠惠容”的對外交流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外交思想、外交戰略對世界和平發展產生積極影響。1954年，周恩來總理在訪問印度時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著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和為貴”“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兼愛非攻”等理念。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親、誠、惠、容的理念，在國內外產生廣泛而積極的反響。從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諧世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到“一路一帶”，中國這些外交理念無不張揚著中國的文化力量。

當前，世界秩序正在發生和經歷著深刻變化，中國如何處理對外關系正在成為國際社會矚目的一個焦點。在塑造中國未來的國際角色的過程中，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是一個必須加以繼承和充分挖掘的寶庫。中國的發展必須突破現存的國際關系中現實主義的邏輯。作為建立在權力與利益基礎上對人與社會思考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對我們并不適用。它既不能描述、也不能規范中國今天和未來的發展。因此，需要進行理論上的創造，并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對中國傳統的價值體系進行深入的挖掘與繼承。

中國要真正走上大國之路，其實就是國內秩序向外擴展，并且在國際范圍內被認可和接受的過程。中國要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應取決于軍事力量，而是堅定地走“中國道路”。

10.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教授劉東超——充分借鑒中國優秀文化改革和優化人才治理體系

嚴明吏治。治國先治吏。如果吏治腐敗，國家的治理就是一句空談。實際上，這也是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一個工作重點，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十八大以來深入開展的反腐敗工作。這里面包含著對于歷史經驗的借鑒。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非常注重吏治，建立了龐大嚴密的官吏選取、培養、考核、監察、升黜體系。一些有為之君極為重視官吏的管理，充分利用這套體系塑造嚴明廉潔的吏治之風。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巡視制度。這套制度在漢、唐、明三代都發展得相當成熟。這套制度在歷史上曾推動了吏治的清明，提升了國家治理的效率。

廣開賢路。廣開進賢之路，廣納天下英才，是保證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根本之舉。這里，建立具有創新精神和激發活力的人才制度，既是現代國家治理的要求，也繼承了中國歷史上許多政治家廣納人才的精神。從堯、舜到周文王，從秦穆公到戰國四公子，從曹操、孫權、劉備到李世民，他們廣求人才的故事早已為世人所知。甚至連這方面似乎不太著名的朱元璋實際上也做了大量廣開賢路的事情。他在位期間曾多次派人訪求天下賢才并予以重任。

綜合管理。現代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既有專業技能方面的標準，也有人文知識、道德品性、心理人格方面的標準。2014年1月發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就指明了對于人才的綜合要求。值得重視的是，現代文明對于人才道德品行的要求并不低于專業要求，有時甚至可能更高。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這些，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也有大量表述。

(來源：2015年第1期《黨建》雜志、黨建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