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事件思考：人口結構變化沖擊美國現存秩序

但也應看到，少數族裔參政比例仍遠低于其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少數族裔能夠選出其代理人，但很難改變其自身命運。市政管理機構大多由白人主導，白人主導社會治理體系的局面并未改變。以弗格森地區為例，該地區居民中有三分之二是黑人，但這一地區53名警察中，只有3名是黑人。弗格森所屬的圣路易市市長以及市議會6名成員中，有5名是白人。

經濟方面，表現在族裔之間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社會地位之間的差距更加懸殊。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美經濟結構調整，美高附加值產業發展較快，而很多少數族裔特別是拉美裔、非洲裔多從事白人不愿做的工資水平和技術要求都比較低的行業。金融危機以來，美經濟疲弱，失業率居高不下，族裔之間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非洲裔和拉美裔構成美貧困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此次經濟危機造成白人與非洲裔的貧富差距由危機前的4倍擴大至6倍。

不僅如此，族裔間就業率相差也很大，美家庭中非洲裔及拉美裔的長期失業人數幾乎是白人的兩倍，白人中產家庭數目則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這加劇了少數族裔特別是拉美裔、非洲裔對社會現狀的不滿，種族歧視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貧富分化與種族歧視相互疊加，族裔間社會地位的差別更加懸殊，種族矛盾錯綜復雜。

社會文化方面，表現在主體文化受到挑戰，社會更加分裂、流動性降低。首先，由于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巨大差別，各族裔居住和就業等相對集中，美國的白人和少數族裔仍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區。不僅白人與少數族裔間有隔閡，三大少數族裔相互間也存在嚴重的不信任感。種族結構的變化導致族群分裂日漸加劇，社會更加碎片化。

其次，少數族裔人口增長較快，在語言、文化、宗教乃至生活習慣等方面更難與歐洲裔白人融合。美多元文化色彩更加濃厚，盎格魯—新教文化的主體地位受到挑戰，白人構建的美國民族認同感下降，美國社會的熔爐效應減弱。

再次，美精英體制、貧富懸殊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使社會階層之間流動性進一步降低，底層民眾已很難僅通過個人努力進入上層。對本身就處在弱勢地位的少數族裔來說，“美國夢”變得越來越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