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艾滋病歧視需塑造良好法律環境

□法制網記者余飛 □法制網通訊員肖瀟

2014年12月1日是第27個“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活動主題仍為“行動起來,向‘零’艾滋邁進”(英文主題Getting　to　Zero),副標題是“共抗艾滋,共擔責任,共享未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盡管艾滋病人的權利保護近年來已經有了長足進步,但仍有一些需要改善之處。

法律是消除歧視的良好途徑

近日,經遼寧省沈陽市東陵區人民法院宣判,春秋航空公司方賠償兩名患有艾滋病的河南籍原告各3.6萬元。這一事件發生兩起訴訟,共3名原告,3人曾同行乘坐春秋航空航班遭到拒絕,其中有兩人為艾滋病患者。

今年7月26日,艾滋病公益人士程帥帥在購買機票時發現春秋航空公司當時的《特殊旅客運輸說明》規定,患有艾滋病的患者,航空公司拒絕運輸。幾天后,因為已經購票,程帥帥和其他兩名艾滋病患者趕到沈陽仙桃機場,準備搭乘春秋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往石家莊。當他們告訴春秋航空公司工作人員,3人中有艾滋病患者后,工作人員拒絕登記。交涉進行過程中,3人的機票信息也被系統刪除。

事后,春秋航空曾向媒體表示,“按照民航局第49號令《中國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國內運輸規則》第三十四條,傳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況可能危及自身或影響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運人不予承運。本公司保留拒絕運輸或拒絕續程運輸艾滋病患者和同行者的權利”。其他多家航空公司則表態,“不拒絕艾滋病患者登機”。

“對艾滋病人的歧視依然存在,我們就是想用自己的行動努力消除歧視。”程帥帥說。

90后小伙程帥帥出生于河南省新蔡縣,在有過一次志愿服務經歷后,程帥帥決定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在志愿服務期間,程帥帥發現,艾滋病患者的家屬本來就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他們在醫院看護病人,為了省錢,只能跟艾滋病患者一起擠在病床上睡,或者趴在病床上睡一會兒。不久,程帥帥辭掉在北京的工作,籌了一筆錢辦起艾滋公寓,為艾滋病患者及家屬提供免費吃住服務。

“艾滋公寓就是公益者身體力行和艾滋病人一起生活,示范給社會其他人看,與艾滋病人在一起過日常生活是沒有問題的,以此來消除對艾滋病人的歧視。”程帥帥說,這次和兩名艾滋病患者一起乘坐飛機也是公益活動的一部分。

“歧視實際上在許多人內心都存在,不僅是對艾滋病人。過去我認為通過改變人們的觀念就能消除歧視,于是選擇了艾滋公寓這種方式。經過這次和春秋航空打官司之后,我深深感到,法律是消除歧視的很好途徑,通過一些有影響力的法律行動能夠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歧視。”程帥帥說。

流動人口感染艾滋易被歧視

近日,北京市衛計委公布了北京市艾滋病疫情的最新數據。數據顯示,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占到全部病例7成以上,且流動人口所占比例居高不下。截至今年10月31日,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8635例,其中本市戶籍人口3935例,占21.1%。

“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以及生存壓力的陡然增加,很容易使這一群體接觸到吸毒、不潔性行為等極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行為。”一名資深艾滋病防治人士對記者說。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艾滋病防控中的生命倫理難題及公共政策研究”的一名參與人員結合自己所做的調查向記者指出,農民工整體上文化程度較低,大多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服務行業,一部分甚至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由于生活所迫,他們往往容易忽視自己的身體健康,無暇顧及自身的衛生狀況和環境狀況。此外,他們的預防意識和自我防范意識也比較差,對一些疾病更是缺乏基本的了解,艾滋病就是其中之一。農民工中的大部分人為15歲至49歲的青壯年,處于性活躍期的年齡段,正常的生理需求和行為在農民工群體中卻成了艾滋病傳播中的危險行為”。

處于弱勢地位的流動人口一旦感染艾滋病,歧視將更容易發生。許多業內人士都向記者分析道,在農民工艾滋病防治開展的過程中,農民工相關社會保障缺失并由此受到不平等對待的問題已經越來越明顯。

以美沙酮維持治療為例。記者了解到,美沙酮維持治療是國際上公認的、實踐證明最有效的防止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傳播的干預措施,可以減輕吸毒者對海洛因等的依賴,減少靜脈注射和共用注射器的機會,有效遏制艾滋病在吸毒人群的傳播。但在農民工中,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員能長期接受這一治療的比例偏低。盡管早在2003年,國家就制定并頒布了對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關懷”政策,然而,由于種種限制,政策仍難惠及農民工這類流動人群,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受到與戶籍制度相聯系的社保政策影響。

在個別地方,雖然非當地戶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可在當地的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機構,得到免費咨詢和艾滋病病毒抗體初篩檢測,但他們不能到當地的傳染病醫院或綜合醫院服用免費的抗病毒藥物,得不到抗病毒治療；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婦,得不到醫院免費提供的母嬰阻斷藥物和嬰兒檢測試劑；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屬,未能納入當地政府補助范圍,不能按有關社會救濟政策的規定得到生活補助。

記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全國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程”就已啟動。

中國CDC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員告訴記者,“農民工宣教工程已進入第四年,工作出現了疲沓、放松的苗頭,有些部門未將農民工防艾宣教工作納入持續的工作重點,一些地方的宣傳教育活動還限于世界艾滋病日等特定時期,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作的長效機制有待健全”。

個別地方法規與上位法抵觸

艾滋病人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歧視,在一些地方法規中多少有所體現。

西北政法大學禁毒法律與政策研究所所長褚宸舸向記者分析認為,目前一些地方法規還存在對艾滋病人的歧視。比如,違背艾滋病自愿檢測原則進行強制檢測。我國《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二十三條明確國家實行艾滋病自愿咨詢和自愿檢測制度,但有幾個省都規定對于高危人群或者出入境人員進行艾滋病強制檢測。再如,《艾滋病防治條例》明確規定,艾滋病患者享有結婚和生育權。但是,一些地方性法規剝奪艾滋病患者結婚登記的權利。有的地方規定“婚姻登記機關在辦理結婚登記時,對于艾滋病病人和患有梅毒、淋病的病人不予以登記”；還有的地方規定“民政部門在辦理結婚登記(含涉外結婚登記)時,對艾滋病、梅毒、淋病病人及感染者未治愈的,不予登記”。有的地方甚至限制過艾滋病患者生育權,其中規定,“夫妻一方患有艾滋病性病或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在未治愈前應當防止妊娠；對已感染艾滋病和梅毒的孕婦,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采取相應措施”。

關于艾滋病人的社會保障和救助同樣面臨制度層面的問題。

“《艾滋病防治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對生活困難并符合社會救助條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給予生活救助。但是,如何確定艾滋病患者的貧困情況、怎樣救濟、是臨時救濟還是長期救濟,《艾滋病防治條例》和各地的地方性法規都沒有明確的規定。”褚宸舸說。

據介紹,實踐中,艾滋病患者獲得救助存在許多問題。一些地方對艾滋病患者的救助只局限于本地戶籍。《河北省貧困艾滋病患者家庭救助管理辦法》就規定,申請城市最低保障待遇的,由戶主向戶籍所在地的街道辦事處或者鎮人民政府提出；此外,救助的標準也不統一。有的地方只有幾十元,而有的地方則有上百元,同一省份相鄰村之間補助的標準也不一樣,有的村每月都有補助,有的村甚至一年才補助一次,補助的金額也相差較大。

徹底消除對艾滋病人的歧視,就必須進一步完善現有法律法規。

“《艾滋病防治條例》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于艾滋病問題的重視和對艾滋病患者的關懷,規定了許多有益于艾滋病患者的新舉措(如自愿檢測制度、隱私權保護、‘四免一關懷政策’、醫療機構不得推諉和拒絕治療艾滋病患者等)。但自2006年實施以來,相關規定過于籠統,落實并不到位。”褚宸舸說,應當按照立法法規定的程序,啟動審查和清理程序,將與上位法規定相抵觸的條款予以廢止。

褚宸舸認為,防治艾滋病不僅是醫學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倫理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共同研究。制度性歧視嚴重侵害了艾滋病患者的基本權利,艾滋病患者的人格權、平等權、人身自由權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使其喪失過有尊嚴生活的條件。解決艾滋病患者受歧視的社會現象,應為艾滋病患者塑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而塑造一個良好的防艾環境,應在法律和政策上對艾滋病患者予以幫助。在制定防艾的法律和政策時,應當從艾滋病患者切身實際出發,立法中應體現對于艾滋病患者的關懷和艾滋病患者的切實需求,致力于平等地對待每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