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中日四點原則共識：朝改善關系邁出可貴一步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召開前夕，中日雙方在北京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系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向外界傳遞出兩國改善關系、恢復交流的積極信號。

雙方確認將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雙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系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渠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

此間分析人士認為，這四點原則共識是中日雙方為改善關系邁出的可貴一步，為中日關系的未來發展打下了政治基礎，但關鍵在于日方要言而有信，切實履行承諾，真正做到與中方相向而行。

可貴一步：為改善關系創造良好條件

“這四點原則共識來之不易，是中日雙方著眼于兩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與地區和平穩定大局，朝著改善關系邁出的可貴一步。”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說。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來，中日關系取得巨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1972年兩國恢復邦交時雙方領導人和政府達成的一系列重要諒解和共識，以及《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中規定的各項原則精神。

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是指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

但是，近兩年來，日方違背上述聲明，制造了“購島”鬧劇、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等一系列單方面的行為，對中日關系造成嚴重損害和沖擊。

“一段時間以來，中日關系每次出現問題都是因為日本在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這兩個問題上的錯誤做法。因此，這四點原則共識的達成對中日關系的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洪說。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曲星表示，這四點原則共識概括了中日關系的基礎、歷史、現實和未來，對于未來中日關系的發展是一個重要政治基礎。四點原則共識之間也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前三點都做好了，才能實現下一步對話的重啟。如果中日雙方能嚴格遵守這四點原則共識，雙邊關系就有望向好的方向發展。

符合各方利益：利于管控地區矛盾

楊伯江認為，這四點原則共識的達成，是日本安倍政府在改善與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關系方面所面臨的國內外壓力不斷增加的結果。

中日雙方互為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但去年，中日在投資和貿易領域卻出現了“雙降”現象，政治關系惡化給經貿關系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去年，日中經濟協會大型代表團訪華時就表示，盡管國家間有時會產生摩擦，發展成外交問題，但是希望朋友之間的交流不要中斷。

“中日關系無論是共同利益還是結構性矛盾都在同步增加，但是中日之間的相互需求度沒有下降。中日兩國處于同一個生態環境系統中，這樣的先天環境決定了彼此很難相互切割。雙方在地區和國際問題上也需要協調合作。”楊伯江說。

曲星表示，靖國神社是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地方。安倍政府在認識侵略歷史、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錯誤做法不僅讓日本與周邊國家關系受到很大損害，對日本的國際形象也造成很大損失。

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后，不僅中國、韓國表示反對，俄羅斯、歐盟、德國、新加坡等也紛紛表達了擔憂，提出了嚴肅意見。作為日本的首要盟友，美國對安倍的參拜行為也罕見地公開表示“失望”。

分析人士認為，中日四點原則共識的達成，將有利于亞太地區矛盾的管控，符合域內外國家的利益。

“安倍政府如果繼續獨行其是，不能完全排除中日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同樣身處亞太的美國不希望看到中日兩國爆發沖突。當前，中國經濟對美國的重要性在增加，美國無法在中日之間斷然支持其中一方。如果中日關系能夠克服困難繼續前行，將會減輕美國對中日之間爆發沖突的憂慮。”曲星說。

不能過分樂觀：中日關系改善不會一蹴而就

“中日之間的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四點原則共識也只是雙方改善關系的第一步，不可能一蹴而就。總體來說，中日關系既合作又斗爭將成為常態。”楊伯江說。

他認為，出于對現職領導人身份的顧忌，這四點原則共識達成后，安倍在參拜靖國神社等個人言行上，應該有所收斂，但日本與亞洲鄰國的歷史問題不僅僅是參拜問題，還有歷史教科書、慰安婦、強征勞工等，這方面問題對兩國關系的干擾不會停止，雙方的博弈是長期性的。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聽其言，更要觀其行，現在中日關系的困境完全是日方造成的，要改善中日關系，需要日方展示誠意，采取行動，與中方相向而行。

高洪認為，四點原則共識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將中日雙方在釣魚島等領土問題上的爭議明確地見諸文字，強調了雙方存在不同主張。這是對客觀現實的承認。

“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在歷史問題、領土維權方面的斗爭還會繼續，常態化主權巡航應該繼續進行。”高洪說。

楊伯江表示，目前中日之間徹底解決領土主權爭端問題的條件并不具備，最現實、最具建設性的做法就是有效管控。希望兩國能建立切實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對地區和平穩定和兩國關系的未來承擔起責任。

“要看到中日關系改善前景的艱巨性、復雜性，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肯定是曲折的。”楊伯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