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打造法治經濟 助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中新網北京11月1日電 題：四中全會打造法治經濟 助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記者 李金磊

權力清單、限制尋租、保護產權、加強監管、反對壟斷、激勵創新、懲戒失信……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出臺了一系列關涉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定。

外界分析，這些規定旨在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著力打造法治經濟，無疑將對維護公平競爭環境、增強經濟內生動力、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產生積極意義，其所釋放出的巨大法治紅利，也將助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規范政府行為 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決定》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沒有法治保障，市場經濟難以持續發展。”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成績有目共睹，但法治建設相對滯后，成為制約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張占斌指出，長期缺乏法治支撐，對市場經濟已經產生諸多負面影響，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政府與市場邊界模糊，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有法不依還不同程度存在，制約了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發揮，令“看得見的手”進退兩難，“看不見的手”難以施展。

鑒于此，《決定》中多處對政府權力和行為作出了規范和限制——行政機關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依法治國在經濟的層面上，最重要的是厘清了政府權力與市場的邊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將給市場“松綁”，讓市場獲得更多發展空間。

張占斌指出，政府行為必須受到法治的規范和制約，過去政府之手伸得過長，存在不該管的“越位”、該管的“缺位”現象，《決定》嚴格規范政府行為，將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實現市場主體自主決策、分散決策，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也是依法治國帶來的最大法治紅利。

依法加強市場監管 維護公平競爭環境

四中全會在嚴格限制政府權力的同時，對依法加強市場監管也予以了重點強調，體現出高層“放管結合”的一貫思路。

《決定》提出，要依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反對壟斷，促進合理競爭，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依法治國對于中國經濟發展而言，就是要依法保護正當的經濟活動與依法打擊不正當的經濟活動并重，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對中新網記者表示。

白明指出，依法治國要為經濟活動設置底限，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有些事情是不能夠去做的，如不能夠坑蒙拐騙，不能夠損人利己，不能夠以次充好，不能夠缺斤短兩，不能夠搞壟斷，不能夠以本傷人等等。

“依法加強監管，維護公平競爭環境，將提升各方面參與經濟活動的信心和積極性，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白明說。

中國政法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時建中指出，中國近期在反壟斷調查密集持續發力，目的就是要營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在公平而充分的競爭下，所有市場主體都可分享市場機會，而對于普通消費者而言，隨著競爭的加劇，一般來講產品價格會下降，質量也會提高，因此，競爭可以給經濟帶來繁榮，也給消費者帶來福利。

保護產權、激勵創新 增強經濟內生動力

除了厘清政府和市場邊界，四中全會對產權、創新等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也作出了制度性安排。《決定》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

張占斌表示，這一規定的背景是，當前市場主體不同權、權利不平等的問題長期存在，民營經濟發展受到行政審批手續繁瑣、市場準入限制等多方面限制，此外，對財產權保護不力，一些市場主體缺乏穩定的安全預期。

“只有產權得到法律的明確保護，才能讓市場主體保持一個穩定預期，才不至于使它們因為安全顧慮而把財富轉移到海外。”張占斌說，產權被有效保護，民間投資、市場創新才有繁榮的前提，市場經濟之路才會越走越寬廣。

《決定》還提出，完善激勵創新的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

“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而創新是中國經濟實現升級的強大動力。”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發展經濟學系主任曹和平對中新網記者說，產權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將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潛力，促使企業從傳統領域向新領域邁進，從而夯實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促進中國經濟向創新驅動型轉變。

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助力經濟轉型升級

《決定》提出，要加快建立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威懾和懲戒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勝訴當事人及時實現權益。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契約經濟，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必須貫徹誠實信用原則，降低交易成本。”張占斌表示，但目前中國社會規則意識、信用意識等仍然比較淡薄，導致市場競爭無序性，滋生了假冒偽劣等各種市場亂象。

“通過完善法治，加強對失信人的懲戒，加大失信成本，既是對市場主體的約束，也是一種保護，這有助于提高經濟運行效率，促進市場經濟保持良性健康運轉。” 張占斌指出。

《決定》還提出，“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

對此，曹和平表示，反腐制度化、持續化以及對權力尋租的制約，會使得人們增強信心和生產勞動積極性，提高民眾創業意愿和空間，而這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反腐紅利。

曹和平指出，終身責任追究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將促使地方政府樹立正確政績觀，使其決策行為既考慮當期效益，又會考慮長遠效益，避免過去單純追求政績，不管生態環境污染等短視行為，從而使得決策更合理和科學，而這長遠來看有助于經濟的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