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是國家治理法治化

《決定》雖然沒有正面闡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法治化”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是，《決定》卻從體系化、系統化的觀念來認識法治中國的意義。《決定》聲明：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治國”“執政”和“行政”都屬于黨領導人民進行“國家治理”的范疇，而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就意味著要依法構建“國家治理體系”；“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表明在“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的過程中，還要關注“國家”“政府”及“社會”相互之間的作用和影響。
　　由此可合理推論，《決定》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離開了“法治化”的評價尺度和標準，空洞地談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沒有實質意義的，甚至是有害和會起相反作用的。所以，準確和全面地理解《決定》所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下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相互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全面構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體系。

強調“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是“國家治理法治化”這一命題，完全符合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到2020年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且對小康社會提出了諸多新要求。其中一項重要要求就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上述論斷涉及兩個重要概念：一是“國家各項工作”的范圍；二是“法治化”的判斷標準。《決定》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高度來認識，很顯然，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遞進關系和政策上的連續性，也就是說，“國家各項工作”必然涵蓋了國家治理的主要方面，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而“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的要求也必然體現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

從邏輯上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評判指標，同時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的必要條件。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就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必須達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法治化”與“現代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從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來看，“法治的現代化”與“現代化的法治”的任務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法治化”與“現代化”必須齊抓共促、齊頭并進，才能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

從“法治化”的角度來認識“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首先，“法治化”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治國理政的價值理念，是人類社會自身組織行為的經驗總結，治國理政的“法治化”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其次，管理活動的“法治化”是現代管理科學的基本原理，國家治理是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服從管理科學的一般規律性要求，因此，國家治理法治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是國家治理科學性的體現。最后，將“法治化”定義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首要內涵有助于科學有序地尋找國家治理現代化正確的發展道路，“法治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增強國家治理的合力，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各項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