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為什么“占中”活動注定要失敗？

英美普選都是漸進的

以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為例，1761年擁有選舉權的選民不足全國人口的4%，1832年議會改革后增加到不足5%，1883年到了8%，期間還兩度發生基于宗教理由剝奪部分人群選舉權的情況，直到1928年婦女才獲得與男子同樣選舉權，而在聯合王國全部領土上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則直到1968年才真正實現。若從1406年議會選舉法頒布算起，整個過程歷時560多年。正如美國學者海斯所說：“英國是第一個摧毀專制政體的國家，但也是最后建成民主政體的國家之一。”

美國也是漸進普選的典型。從1789年憲法規定政府由“幾個州的人民選舉”產生算起，到1868年第14修正案才賦予所有男性白人公民選舉權，1870年第15修正案取消了種族和膚色限制，直到1920年的第19修正案才將選舉權擴展到所有婦女，1924年擴展到了印第安土著，而完全的普選則遲至1965年的“選舉權力法”才最終實現。整個過程歷時170多年。

法國是一個曾經嘗試一步到位實現完全普選的國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91年的憲法賦予超過三分之二的成年男子約450萬人選舉權。但這卻是個徹底失敗的社會試驗。經歷了戰爭、復辟和劇烈社會動蕩后，到了1814年選民人數被限制為只有7萬多人，1845年為24萬多人。嚴重內亂直到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頒布后才平息下來，選舉權重新擴展到所有成年男子可選舉眾議院議員。而將婦女包括在內的完全普選則遲至1944年才實現。

如果說可以從這些歷史案例中歸納出關于普選的“國際標準”的話，那么只有兩條：一是“漸進”這個寶貴經驗，二是“激進”這個慘痛教訓。

另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在西方普選史上，由一人一票所體現的形式上近乎絕對的政治平等，既深植于英國的個人主義傳統，也源于法國理性主義傳統，先天地具有激進的性質。正如法國史學家皮埃爾·羅桑瓦隆所言，這種形式“只能在一種原子論的和抽象的社會形成觀的框架中表現出來”，在“激進的個人主義觀點中才是可以想象的”。而在非西方國家，既缺乏類似的傳統源泉，也沒有過類似的激進實踐，全盤照搬之后無不導致嚴重的分裂和混亂。

其二、哪怕是歷史上最為激進的“純凈普選”，也從未有過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情況。1791年處在激進革命中的法國，當時的標準叫做“積極公民”，取得選舉權的條件之一就是已登記為本地的國民自衛軍成員并且宣讀過公民誓言。某位著名的教士提出過連納稅都不需要的最低標準，但仍有起碼的政治條件，“只要是一個好公民，有著健全的判斷力和一顆法蘭西的心就足夠了”。

對照之下，香港的激進派人士正企圖在這塊從未實行過任何形式普選的土地上，一舉實現一種不借助任何歷史傳統的最為激進的“超歷史”普選，而且還是連最起碼的愛國標準都不能設置的“超政治”普選，這不是故意破壞普選進程的反普選，又是什么呢？

第三、“占中”反中國。明顯具有反民主和反普選性質的非法“占中”活動，卻能夠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進行，持續長達兩個星期，追根溯源就是美英反中勢力的操縱。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無論是“禍港四人幫”，還是“占中三子”以及學聯和學民思潮，背后操縱者都在美國和英國，而真實的目的也無不是搞亂香港，引爆中國。

對美國來說，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幾乎是在主動邀請它將其作為顛覆中國的前沿基地。第一、這是一個因“一國兩制”而使中國中央政府權力不能直接落地的“治外”飛地；第二、這是一個因23條立法未果連叛國和分裂都無法入罪的“法外”飛地；第三、這是一個因“國民教育科”設立未果整個年輕一代完全沒有國家認同的“教外”飛地。如此絕無僅有的一個特殊地區，美國的戰略家們不大加利用，豈非怪事？

所以，“占中”組織者們任何與外國勢力撇清干系的企圖都無濟于事。君不見，美國21位參議員上周末的聯名信，就相當于把美國方面的真面目全部公開了。

歸納上述，“占中”就是一個反民主、反普選、反國家的非法活動，面對著強大的護衛民主、保衛普選、捍衛國家的主流力量，這種鬧劇豈有不失敗的道理？（作者：文揚《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合著《中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