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跳樓墜亡頻發 媒體吁更人性化威懾制裁貪官

今日“官跳”也應避免

年來“高墜”之事時有發生，不僅有民女攜子從樓臺跳下同歸于盡，且多官員從高樓“墜亡”。9月24日的新聞就有，“深圳羅湖一派出所中隊長（正科級）墜亡”，其從15樓跳下，險些砸中兩過路女。

中隊長有一當稅官的公務員妻子，有一上名牌大學的孩子，如此幸福家庭，怎舍得高墜？目前沒有明確說法，但參照前面許多有了結論的“官跳”，不外是反腐與“抑郁”——官員“抑郁”也多涉官場腐敗，正常升遷渠道堵塞。

對于 “官跳”成為“主旋律”，有些憤青拍手叫好，認為“腐敗分子走投無路之時，就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既顯示了反腐大功，又增添了娛樂談資，多多益善。但若有些閱歷，有點長時段、大歷史的眼光，恐怕結論相反，我們應當對以“官跳”為特色的“高墜現象”高度警惕，多點憂慮，有些惻隱。

余生也晚，但記憶中也有兩個多“官跳”的年代。記得1957年，我隨父母住在一個縣委大院，常常和小朋友到機關食堂的水井前看人洗菜，守株待兔撿點紅薯根或小西紅柿當點心。但那年端午節后，水井前沒人洗菜了，說是一個月里接連有兩個“右派”跳井，井水不能吃了！長大后讀縣志，才知那幾年全縣有許多“右派”耐不住運動煎熬，以跳井、跳河、跳江、上吊、喝農藥組成了50年代后期的一次“官跳”熱。

10年后，又一次“官跳”熱來了。此時是“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忠字舞”年代。這時跳井、跳河、跳江、上吊、吞槍、喝農藥的“官跳”們，多是“三反分子”或“走資派”。記得一個鄰居小朋友的父親是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只因不小心用有“紅太陽”照片的報紙包了油條，被人檢舉，嚇得自己用手槍打穿了太陽穴。當時的報紙一面嚴斥“官跳”是“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一面歡呼“官跳”是“失道寡助，親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無產階級勝利也”。但后來修訂的新縣志說，這是“四人幫”肆意踐踏法治的結果。

而今當然是“換了人間”。今之“官跳”與“反右”、“文革”的“官跳”，不可同日而語。不過有一點相通：無論怎樣背景的“官跳”，多數百姓還是對其非正常死亡有點遺憾——縱然腐敗了、有罪了，也還是以避免“官跳”為好。雖然今日的法治已改革得近乎完善了，是否還可以更上一層樓，以更多人性化人情化的方式去威懾、制裁違法者呢？從有些貪官在法庭上申訴受到逼供訊，且有承認犯了逼供訊罪的警察被判刑，我們減少或杜絕“官跳”的探索是亟待開拓的。

假如“官跳”都應設法防范，那么母子同跳的“民跳”就更應該一例也不能有了。試想，今日盛世好比一堂盛宴，席間不時出現高墜而亡的尸體，是怎樣的大倒胃口，擾亂人心？我們可否反思：官不聊生尚且不合法制，民不聊生就更是與民主法治南轅北轍。無論“官跳”還是“民跳”，都應當想辦法緊急剎車了。

□ 朱健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