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與員工相差百倍 旱澇保收成官員“養老院”

任職靠任命，“官大”就能拿高薪

２０１３年，Ａ股上市公司中最終年薪超過５００萬元的公司高管有５３位，金融類機構占近半壁江山。

不少金融業內人士反映，與接受股東監督的上市大行相比，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待遇情況更隱蔽，大量未上市的地方“國字頭”控股銀行薪酬披露還“猶抱琵琶半遮面”。從財政、審計等監管部門發布的整改情況看，以報銷名義發放職工補貼、按崗位確定“固化”薪酬增幅等做法，存在于多家地方城商行、農商行。

一方面是高薪酬、低風險，而另一方面，赴銀行任職卻往往僅靠“一紙任命”就能獲取動輒超百萬的年薪。

據中央第四巡視組通報，吉林省有多位副省級領導干部違規擔任金融機構董事長，其中受賄１９１９萬元已被判無期徒刑的吉林省原副省長田學仁，退休后便選擇任吉林銀行董事長“發揮余熱”。青海銀行、浙商銀行、齊魯銀行等一批地方國資持股銀行高管，也調任自政府官員，部分官員“跨業”前并無企業經營經歷。

“有一批銀行高管不是靠市場化選拔、行內層層培育，而是官員這邊剛卸任退休，那邊就去下屬企業接任，還保留行政級別待遇。政府任命去一個好地方拿高薪，難道就能培養出銀行家嗎？”上海金融學院副校長賀瑛教授說。

“銀行薪酬高不高應由市場決定，但部分機構薪酬機制沒有與工作責任掛鉤，高管任免與問責沒有市場化，靠‘官大’就拿到高薪。”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指出，國企薪酬機制不能助長不勞而獲。

高薪旱澇保收，改革需去“行政化”

對金融業高管來說，薪酬高的同時還能旱澇保收。例如，成都銀行年報顯示，其行長、副行長等管理層平均薪酬多年上百萬元，水平頻頻趕超五大行。然而，２０１２年其凈利潤增速從４８％縮水至５．７４％，同比放緩近九成，成為業績最差的排隊上市銀行。

財政部也曾通報，鄭州、呼和浩特等地城商行薪酬管理違反規定，高管薪酬逆勢大漲，限薪令執行不到位。

國資委、銀監會近年已多次要求，國有企業薪酬改革應與績效掛鉤，商業銀行的薪酬機制也需與治理要求相統一。“但現實中，不少國企高管多數時候都旱澇保收。”某銀行上海分行去年因壞賬核銷，利潤從５０億元驟降至２億元，降幅超過九成，高管薪酬卻未受影響。

專家建議，從國有金融機構改革的需要來看，規范任職、薪酬機制可以走市場化的“雙軌制”之路。

截至上年末，僅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總資產已達６２．６６萬億元。賀瑛認為，國企高管的任免、產生要逐步市場化，薪酬應和高管的產生方式掛鉤；如果靠任命當高管，應明確限薪；如果是市場化選聘，薪酬與問責要與市場水平看齊，與業績關聯，對股東負責，要根除“自己定標準、自己拿高薪”現象。

《商業銀行穩健薪酬監管指引》已要求，商業銀行應制定績效薪酬延期追索、扣回規定。銀行有權視任職期間過失，向高管追回績效薪酬。“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銀行高管普遍采取薪酬延期支付，動輒因貸款損失被追索薪酬。但至今為止，國內還沒有一名國有金融高管因壞賬、違規放貸，被追索或止付薪酬。”孫立堅說。

業內人士建議，還要剎住官員赴金融機構任職之風。我國首家民資控股的城商行、臺州銀行董事長陳小軍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有所為有所不為。通過市場化的激勵與競爭，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本土銀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