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債務風險高發頻跑路 企業主：被逼的幾次想死

民企債務風險進入高發期

“這么多人來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憂慮，怎么還有那么多人出同樣的問題？有些危機他們是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的，所以不少潛在風險未必被政府統計到。”

調研中，胡福林、孫福財及多位溫州銀行界人士預判：溫州資金鏈、互保鏈風險已經充分暴露，未來形勢不會更糟糕。但值得警惕的是，溫州作為民營經濟“風向標”，正反問題往往先行先顯，其風險往往比別的地方先暴露，因此要注意其他地方的“雙鏈風險”仍處于矛盾積蓄期，同時也是處置風險的最佳應對期，亟須加強關注。

首先，溫州“雙鏈風險”已基本浮出水面并有所遏制。近4年來，溫州既發生幾十起老板跑路事件，也有10多名老板因無力償債絕望跳樓自殺。胡福林從美國回來后，當地政府和銀行、法院等部門協力支持信泰集團資產重組，胡福林在成功引入戰略投資人后，一方面保留集團旗下的“海豚”品牌眼鏡恢復生產，一方面將新建的廠商兩用房“退二進三”，借助“中國鞋都”產業優勢，將之改造為總面積16萬平方米、國際一流檔次的鞋革綜合市場。胡福林“絕處逢生”的案例給了不少遭遇危機企業主實實在在的信心。

從面上看，溫州銀政企積極聯手，“雙鏈風險”已基本浮出水面，金融風險有所遏制。該市全年銀行貸款總額7200億，已化解不良資金391億元。溫州銀監分局統計顯示，目前溫州市重大風險擔保圈有28個，涉及信貸金額507億元，分別比年初下降了5個和111億元。“通過各方共同努力，市場信心逐漸恢復，企穩態勢顯現。”溫州銀監分局局長助理梁劍鋒說。

其次，溫州周邊“雙鏈危機”產生新的金融風險不容低估。去年以來，上海、江蘇、福建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以及浙江省的紹興、諸暨、杭州、蕭山等地也出現多宗因企業欠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而陷入危機的事件。就當記者在胡福林辦公室采訪時，來自福建的三名民企業主正在“問計”胡福林處理債務良方。胡福林說，因為自己久病成醫，有出走又回歸應對危機的經驗，這3年多來，不僅浙江多地經常有老板來找他咨詢、討教，連江蘇、福建等省也時有老板找上門請他“指點迷津”。“這么多人來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憂慮，怎么還有那么多人出同樣的問題？有些危機他們是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的，所以不少潛在風險未必被政府統計到。”

據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最新監測，上半年浙江全省共監測到出險企業761家，同比增加494家。截至6月末，不良貸款率1.96%，雖比5月末下降0.17個百分點，但比年初上升0.13個百分點，金融潛在風險不可低估。

化解債務危機須先解開“心結”

一些銀行界人士進一步建議，雖然也有不少人沒“跑路”，但他們對債務消極應對甚至轉移資產逃避責任，對這些企業主也需要采取多種手段，先化解企業主“心結”，再逐步解決債務問題。

在孫福財、胡福林等民營企業主看來，不少“跑路”事件源于對債務處理的無知、無策和恐懼，亟須各方暢通溝通渠道、共商解決辦法；一些銀行界人士進一步建議，雖然也有不少人沒“跑路”，但他們對債務消極應對甚至轉移資產逃避責任，對這些企業主也需要采取多種手段，先化解企業主“心結”，再逐步解決債務問題。

一是政府牽頭搭建多方溝通平臺。“來我這里的老板應該對債務問題攤開來說，而有些話他們礙于面子、名聲和懼怕后果而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結果越悶在心里越誤事，甚至失去了解套的良機。”胡福林表示，從這個層面來看，政府仍需未雨綢繆，提前搭建跨部門、多方聯動的溝通平臺，創造“敞開心扉”的環境和機制，先解決如何引導出險企業有路可找、有話愿說的問題。目前，溫州、杭州、紹興等地成立了政府化解風險企業專門機構，但不少地方仍缺乏溝通機制。

二是化解和打擊“兩手硬”。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等多家駐溫州分行的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發現不少企業主采取轉移資產、“改換門庭”等辦法惡意逃廢債，然后將已無資產的出險企業實施倒閉、破產，導致銀行吞吃死債、爛債苦果。“面對這些惡意行為，銀行很難阻止，只有依靠政府和公安等部門嚴加監管、打擊，否則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欠了銀行債務的老板們換個公司照樣過得很瀟灑。”

三是積極發揮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促使危機企業了解政策，樹立信心，杜絕跑路蔓延。相關人士認為，企業主“跑路”問題，既有個體風險控制能力低、誠信意識淡薄的原因，也有輿論環境不良等客觀原因。“有些本來資質差的企業老板跑路，輿論一哄而上夸大處置難度和風險，導致其他出險企業對解決問題沒有信心”，胡福林說，相關部門應該構建良好輿論環境，引導、鼓勵企業主把困難攤開來尋求社會各方共同妥善解決，而不是施加更多負面壓力否定他們，導致“結”終成“瘤”。（記者黃深鋼 張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