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科捐6000元,普通公務員捐2000元——透視“行政逼捐”亂象

新華網廣州８月２２日電（“新華視點”記者張紫赟、劉宏宇）日前，廣東東莞大朗鎮一份“攤派教育募捐參考標準”被曝光——“正科６０００，副科５０００，正股（副股）３０００，其他公務員、在編合同制人員、合同制人員２０００”。這一事件引發社會對“行政逼捐”亂象的熱議。

不僅“逼捐”，還強制安排捐多少。這種變了味兒的捐款并非孤例。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等專家呼吁：盡快完善相關立法，叫停“行政命令式募捐”，莫讓權力綁架公益。

“逼捐”名目繁多，按級別高低定數額“潛規則”盛行

日前，東莞大朗鎮的多位公務員曝光了該鎮“攤派教育募捐參考標準”：“正科６０００，副科５０００，正股（副股）３０００，其他公務員、在編合同制人員、合同制人員２０００，合同制以下人員自愿。”

公眾質疑，“非合同制人員自愿”，說明合同制以上人員為“非自愿”。

大朗鎮方面回應，此次募捐主要是用于該鎮自８月８日起成立的教育發展資金，資金的主要募捐對象為鎮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區（村）、外出干部、企業家，以及廣大人民群眾，遵循自主自愿原則。

據了解，大朗鎮教育發展資金的發起人為鎮教育局。為此，大朗鎮專門成立了教育募捐活動監督組，并制定了《大朗鎮教資基金管理辦法》，還向社會公布了接受募捐的銀行賬戶名：“東莞市財政局大朗分局”。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張光認為，且不說“參照標準”有變相強制捐款的嫌疑，僅這種行政募捐方式，就是一種明顯的政府越位行為。我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第四條規定：“捐贈應當是自愿和無償的，禁止強行攤派或者變相攤派。”可現實中，政府經常憑借行政權力、使用強制手段主導開展面向全社會的慈善募捐。

某網站近日發起一項關于“政府向公務員變相強制捐款，你咋看”的網絡調查，共２８５８人參與，調查結果顯示：８２．７５％的網民認為“不妥，公務員也要生活，還是應該自愿”。

“每年都得捐，不捐就遭或明或暗的批評和譴責”，很多公務員吐槽。水利系統的工作人員易偉入職兩年，每年都被要求對兩個固定項目捐款，一個是“向實行計劃生育的貧困母親獻愛心”捐款，另一個是為定向幫扶的貧困縣進行捐款。

易偉說： “說起來是自愿捐款，捐多捐少都可以，但實則不然。而且‘不能捐得比領導多’是個‘潛規則’，比如大領導捐３００元，那么部門主任就會捐２００元，科室主任就只捐１００元，到了我們普通員工，一般就只能捐５０元。”

“行政逼捐”花樣繁多。“教育資金募捐、鄉鎮道路改善募捐、治水工程資金募捐等等，也不說你同不同意，上級部門就強行從工資中扣除。”一位公務員告訴記者。“每年單位都會有固定捐款項目，名義自愿，其實不捐根本不行。”在北京某國企工作的陳雨說。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認為，政府依賴公共財政提供公共服務，沒有理由再以募捐為由頭獲取社會資源。“募捐”應該是為不可預料的、意外的、短期的項目或突發事件而展開的籌款。

破壞慈善事業獨立性，自收自支形成監管盲區

“政府發動募捐，企業及個人能拒絕嗎？”金錦萍分析說，募捐本該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善意行為，捐不捐、捐多少都應該是自愿行為，這種行政權力綁架之下的募捐帶有很強的強制性色彩，長此以往，有可能打擊普通公民捐款的積極性，并且擠占民間募捐資源。

－－壓力之下，“逼捐”扭曲慈善本意。“這種來自上級有形或無形的壓力，使大家心存不滿。”陳雨說。

記者從湖北隨縣教育局網站查找到一份《２０１４年“愛心助學”活動實施方案》，稱該縣２０１４年將籌措不低于５０萬元的資金，具體方法有開展結對幫扶活動，組織教育系統干部進行一次募捐活動等。這項強制募捐引發了不少基層教師反感。

該縣一位教師公開稱：“該縣教師收入不高，實際到賬月工資只有２０００元左右甚至更少。自愿捐款收效甚微，有的學校干脆搞起黨員干部帶頭捐１００元、普通教師捐５０元的變相攤派，甚至要求學校雇請的臨時工也參與其中。”

－－“最大的危害是對整個公益機制的破壞。”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認為，目前，社會管理方面處理公共事務有兩套系統，一個是政府依賴“稅收”機制去獲得處理事務的經費，一個是社會自愿捐贈的公益機制。“行政募捐是用‘稅收’機制做公益，這種政府干預公益的思路與做法一旦形成慣性，將影響公益事業的獨立性，很可能使其淪為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二稅收”。”

－－自收自支誰來監管？大朗鎮強捐事件中，鎮政府方面回應稱募集資金進入專用賬戶，堅持收支兩條線的財務管理制度，將用于校舍建設、設備購買等方面。但仍然被公眾質疑“自收自支”的合理性。

“每次捐款后只能看見捐款明細公示，卻從未看見資金使用公示，錢去哪兒了？”易偉說，目前，社會上存在的一些行政命令式募捐，基本看不見捐贈資金使用去向的公開，資金使用的安全與效率令人擔憂，

－－“權力濫用”讓“權錢交易”更具隱蔽性。從事房地產開發多年的老呂告訴記者，在行政命令下組織的各類募捐活動，不僅面向機關工作人員，還面向所在地區企業。于是，捐款多的，就成為地方政府眼里的“好孩子”，能從后期享受“獎勵政策”的回饋。而捐款少、不捐款的企業，便總是會被設置各種“潛在障礙”。這種行為看起來像是做公益，其實一定程度上是更具隱蔽性的“權錢交易”。

政府不應成募捐主體，慈善事務交還社會組織

專家們呼吁禁止一切以慈善為名義的攤派，還慈善本來面目。馬懷德說，隨著國家現代化治理步伐的加快，要厘清政府和慈善之間的關系，讓政府的歸政府、民間的歸民間。“政府要管的是公共財政，對于這種慈善捐贈，應該由相對獨立的第三方承擔，政府應該起到監督作用。”

“目前，社會上對于行政募捐并沒有清楚的認識，甚至不覺得捐款給政府有何不妥。正因為此，越來越多的部門機構開始設立各種資金，接受社會捐贈。必須盡快糾正一些政府部門及公眾的這種認知誤區，因為政府不能作為日常捐贈的接受主體。”賈西津認為政府應該轉變職能，將慈善募捐這種社會事務交還社會組織。

“目前，《公益事業捐贈法》并未明確規定募捐發起人的資格、條件，以及捐助人和受助人各自的法律地位及權利義務。由于缺少具體明確規定，無法對行政命令式募捐等亂象進行有效規范和監督。”金錦萍建議，盡快從全國層面立法規范募捐行為。“如果專門立法尚不成熟，建議在目前正在起草的《慈善事業法》中單設一章規范募捐行為，首要明確政府不應成為募捐主體。”

此外，金錦萍還提出，對于有關單位假借各種名義開展的“強捐”，要進行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