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戰大屠殺案受害者將首次在國內起訴日本政府

這些訴訟主要集中于無差別轟炸屠殺、強擄強制勞工、強征奴役慰安婦、細菌戰大規模殺傷等方面。

日本法庭多以“訴訟時效已過”“受害者索賠訴求受律師動員非本人意愿”或“中國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戰爭賠償意味著同時放棄民間賠償”等借口，對中國民間受害者勝訴之路設障。

長期研究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的中國律師楊清說，根據國際法準則和規定，戰爭賠償包括對政府賠償和對個人賠償兩個部分。被侵略國對侵略國放棄賠償要求并不影響被侵略國民間和個人向侵略國政府及相關方面提出受害賠償請求。

二戰結束后，區分對待對戰勝國的戰爭賠償和對戰勝國國民的受害賠償已成一種國際慣例。例如，西德政府對二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賠償。

“日本政府的態度，關閉了在日本司法解決這一問題的大門。我們十年前就開始倡導在國內打官司。”童增說。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受害者侵權的行為實施地發生在中國，而且侵權結果發生地也在中國。根據當前的國際私法理論，侵權案件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

“中國民間和個人可以向中國的法院起訴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要求戰爭受害賠償，中國的法院對此具有管轄權。”楊清指出。

2006年開始，山東、河北、重慶、浙江等地的二戰受害者將訴訟材料遞交給當地法院，但均未獲受理。今年3月18日，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及遺屬狀告日本企業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立案，這是中國法院首次受理擄日勞工訴日企案。

“這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路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也是一個新的起點。”童增認為，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傷害罄竹難書，類似訴訟肯定會在國內陸續出現。

有識之士認識到一個問題，中國的法律并未有關于戰爭賠償方面的規定，這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大多選擇到日本法院起訴的重要原因。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20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建議“立法機關盡快與國際法接軌，完善國內關于戰爭賠償的相關法律，使民間受害人可以在國內通過法律途徑，起訴日本政府對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人身和財產損害，給予受害者賠償”。

根據戰后的國際慣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國家關于賠償的數額計算，1931年—1945年間，日本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的損失，理論上約為3000億美元，其中戰爭賠償約1200億美元，受害賠償約1800億美元。

經統計，潘家峪村損失折合人民幣達60多億元，這也是該村將向日本政府索賠的數額。

“如果此次潘家峪村在中國對日索賠勝訴，日本謝罪賠償，將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童增說。(記者任沁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