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佐佐真之助

中央檔案館7月6日公布了日本戰犯佐佐真之助的侵華罪行自供提要。

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據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筆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福岡縣。1932年9月到中國參加侵華戰爭，任關東軍第10師團步兵第63聯隊第3大隊少佐大隊長，1945年7月任關東軍第3方面軍第39師中將師團長。1945年8月23日被蘇軍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年10月，“我于佳木斯駐防期間”， “當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國人民約30名”，“其中經拷問后殺害了抗日戰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東北方約10公里之村莊，”“對戰場村莊的人民給予了損害，依照我的命令殺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隊在戰斗中曾使用毒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即國民黨軍——編者注)戰士莫大的損害”。10月，在浙江諸暨，“殺害了重慶軍戰士約600名，在這里邊包含戰斗中重傷者和被戰士殺害的俘虜推測約40名。這個罪惡是我平常教育須殺害這些俘虜的結果。又各大隊在戰斗中使用毒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戰士很大的損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揮的第1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0名，拷問殺害的約7名”;第2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0名，拷問之后殺害的約9名”;第3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5名，拷問殺害的約8名”。

1943年12月，在“荷蘭領屬東印度安汶島”，“強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亞婦女十數名，設立一個慰安所，供給日本兵士之用，這是對印度尼西亞婦女重大的侮辱行為”。

1944年6月，在從浙江金華向衢州作戰中，“殺傷人民約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軍及抗日團之密探嫌疑者共約90名，在調查拷問之下共殺害約30名”，“于步兵聯隊宣撫班，也對中國人民進行欺騙的宣傳，在其行動中虐待人民，其中殺害約6名”。在湖北當陽，“對奮起正義行動的多數人民，毆打虐待致殺害約20名”。“為了教育刺殺練習試斬等使用，慘殺了俘虜5名”。“師團于湖北省駐防期間，在當陽從以前就設立的日本人經營之慰安所，使之供給日本軍隊慰安，師團對此經營予以支持。該慰安所里有中國婦女十數名，都是因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戰爭，而陷于生活困苦，被強制的收容從事賤業。我想在宜昌、荊門也有和這同樣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當陽，“殺害了俘虜約5名”。“師團將各部隊軍官召集到當陽，進行毒瓦斯教育之際，把2名俘虜放入瓦斯室內，為試驗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師團軍醫部，把4名俘虜放入瓦斯室內，進行毒瓦斯效力試驗而虐待，終于把他們都殺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馬山屯“殺害了中國無辜人民約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戰期間，“殺害重慶軍戰士約3500名(于此之中，包含殺害俘虜若干名)”， “殺害中國人民約200名”，“強奸的中國婦女數字約50名”，“燒毀民房約200戶”。“為了隱匿師團之作戰企圖”，“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并殺害之外，于其他村莊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殺害十數名”。“在南漳方面作戰中，發現由中國人民4名用擔架搬運2名負傷的重慶軍戰士中，便將該負傷戰士2名殺害，并將逃跑的搬運中之人民4名也射殺了”。“各步兵部隊于攻擊戰斗期間，使用毒瓦斯及炮兵發射瓦斯彈，給予重慶軍損害”。

另：

1932年9月—12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5名，平常時約8名，計約43名”。

1934年3月—12月，“殺害人民：約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殺害人民：約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名，平常時約24名，計約27名”，“強奸婦女：平常時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名，平常時約21名(以外負傷約15名)，計約24名”，“糟蹋婦女(慰安所)：十數名”。

1944年2月—11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50名， “平常時約2名”，“強奸婦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殺害俘虜：作戰時約6名，平常時做刺殺教育用約5名，試驗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共計約22名”。“殺害人民：“作戰時約204名”，“平常時約65名”。“計約269名”。“強奸婦女，作戰時約50名(推測數)”， “平常時約17名(包含慰安所)”，“共計約67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