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談文保 曾獲季羨林稱贊

季羨林贊譽：“前有常書鴻，后有樊錦詩”

讓樊錦詩在23年里寧愿放棄家庭團聚也舍不下的，是敦煌石窟的藝術和學術價值。“敦煌不好說。”樊錦詩難得柔和地笑，眼睛里卻閃著驕傲的光芒。“既有從4世紀到14世紀連續一千年不斷地建造，連續一千年畫的石窟藝術寶庫（建筑、雕塑、壁畫），又有藏文獻的藏經洞，這樣的文化遺產，全中國、全世界可能只有一處。僅從壁畫來說，它不僅是精美的藝術，同時還涉及到宗教、文化，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旅行交通、音樂、舞蹈、建筑、山水畫等等方面，內容廣闊，博大精深。而藏經洞文獻的發現，對20世紀學術研究的發展，意義更為重大。它幾乎包括了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各方面，稱得上是百科全書式的文獻。”

然而這5萬多件文物，于1900年6月22日，經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箓無意間發現后不久即慘遭劫掠。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險家先后以不公正手段，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洞文物，致使絕大部分文物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國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僅有少部分保存于國內，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學大師陳寅恪因此慨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然而這傷心史經一代又一代中國學人的不斷努力，終于改變。樊錦詩說， 1983年，由季羨林擔任會長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后，中國敦煌學在季羨林先生的引領下，歷經30多年努力，到2000年藏經洞發現百年之際，“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世界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藝術、敦煌文學、敦煌歷史地理、敦煌社會史等方面的研究，明顯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2000年，在回眸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等第一代敦煌學者奠下基礎的百年敦煌學之余，樊錦詩用“千年新輝煌”信心滿滿地展望敦煌學的未來，她以敦煌研究院院長和敦煌學研究權威的身份，提出了敦煌學未來的研究方向，一共9個方面，包括“多視角、多學科的縱深發展”、“用電腦、3D技術逼真模擬再現現有成果”、“把敦煌石窟藝術置于整個世界文化傳播和發展的大潮流以及佛教文化傳播圈大背景下研究”；“用計算機、高科技保存壁畫”等。這些充滿了預見性的學術設想，到今日大多都已實現。季羨林先生將樊錦詩對敦煌的貢獻喻為“功德無量”，曾贊譽她守護、弘揚敦煌文化，“前有常書鴻，后有樊錦詩”。

但樊錦詩將季羨林的這句話看作是對歷代敦煌守護者無私付出的勉勵，她說：“季老的贊揚，常先生是實至名歸，至于我則愧不敢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