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食品安全需要社會共治

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律已形成較為完善的體系。在法律規定相對完備的情形下，促進法律的有效實施才是關鍵。

在加強食品安全的路徑上，我們走了一條公權主導的法律實施的道路。食品安全法律的實施過度依賴執法機構，某些情形下，甚至把法律的實施等同于執法機構的執法。面對市場主體較高的違法率，這種做法使執法機構面臨巨大的執法壓力，在常規執法不足以遏制違法行為的情形下，運動式執法和選擇性執法成為法律實施的重要方式。這種以公權主導的法律實踐路徑，還導致了我國食品安全法在實施中面臨和存在較多問題，如較高違法率和較低查處率并存；問題解決與矛盾轉移并存等。食品安全法律的實施是一個系統工程，它絕不是執法機構單方的事。正因如此，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被政府強調。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建立從生產加工到流通消費的全程監管機制、社會共治制度和可追溯體系，健全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新增了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內容。

在食品安全領域，如何依賴非政府的力量實現社會共治？除了公權機構實施食品安全法律外，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也應該成為不可或缺的實施法律的力量。如市場主體“用腳投票”是一種成本很低而績效極高的行為，這種來自于市場的非法律懲罰，可以有效實現優勝劣汰，其對法律實施的促進作用無法估量。

又如，民眾維權、職業打假、公益訴訟等法律實施的私力救濟路徑，可以提高違法者的違法成本，促使經營者自律。再如，法律實施中的公眾參與，可以增加執法機構的執法能力。近年來我國絕大多數地方出臺了專門針對食品領域的有獎舉報制度，但由于對制度本質以及我國國情缺乏較深入把握，這些制度在獎金設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問題，影響了制度應有功能的發揮，這一狀況急需改變。

此外，消費者組織、行業協會、NGO、媒體等社會組織在食品安全法實施中具有獨特功能，政府應從更廣的視野去看待消費者組織等社會組織的工作，給予其充分的支持和更大的生存空間，從而真正通過社會共治促進食品安全法的實施。

(應飛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