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美“監聽合理”邏輯背后 須對網絡霸權說不

中新網5月28日電美國司法部日前以“商業間諜的罪名”起訴5名中國軍官，引發爭議。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近期刊文《美國“監聽合理”的邏輯背后》。文章稱，全球網絡空間不是美國私人領地，對于以反商業黑客名義下實施的網絡霸權戰略，必須說不。因為這對全球網絡空間賴以生存的基礎的威脅和挑戰，遠比商業黑客/間諜行為更加嚴重。

文章摘編如下：

5月19日，美國司法部以商業間諜的罪名，起訴5名據信是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國黑客，從司法部以及聯邦調查局持續公布的材料來看，這一起訴舉動似乎被推遲了一年：2013年6月之前進行起訴更加恰當，因為當時美國政府、私人經營的曼迪昂特公司，讓“中國網絡——商業間諜威脅”獲得全球高度關注。

但諷刺的是，在這一進程尚未進入真正的高潮之前卻嘎然而止，因為斯諾登披露的棱鏡門，迫使美國政府和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的盟友投入了一場緊急的危機公關之中，以消除人們的憤怒。公眾的憤怒，來自美國前期過于成功的形象塑造和公共攻勢，這些攻勢讓普通人認為，華盛頓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如白紙般純潔無暇。

美國此次以商業間諜罪名起訴5名中國軍隊的成員，對中國來說，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所謂意料之外，是因為剛剛美國的棱鏡門丑聞時隔尚不到1年，而美國卻仍繼續坦然地嘗試攻占網絡黑客問題的道德高地；所謂情理之中，源自美國政府毫不掩飾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清晰網絡安全戰略脈絡，從2011年白宮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開始，美國就明確了追逐、確立并鞏固網絡空間的主導地位，并著力于塑造網絡空間行為準則，建立網絡空間壓倒性的強烈沖動和清晰步驟也都逐漸顯現。

而且，在美國多次對中國的指責后，有鑒于美國曾將中國的廚師學校藍翔技校當作是黑客學校——這種看上去很不符合美國國家安全能力水準的錯誤，讓關注此事的中國人對此起訴舉動不會覺得太意外。

回到此次起訴本身，美國起訴所能夠表達的核心含義，是“假如中國不收斂這種背后有國家支持的商業黑客行為，尤其是人民解放軍(PLA)專設商業間諜分支的行為，美國將采取行動”。這一意圖實則與《考克斯報告》的邏輯并無二致。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美國國會曾經發布著名的《考克斯報告》，這報告已經完整表述的邏輯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源自于“系統地竊取”美國的先進技術。電腦游戲《合金裝備》中有過類似的橋段，直接影射中國的核武器技術是用美人計從美國特工那里“竊取”來的。

而必須要提到的一點是，這一邏輯對世界來說，也并不鮮見。2013年的國情咨文里，奧巴馬總統又再度非常嚴肅和正經的告訴美國國會的議員們：凡是在競爭中擊敗了美國公司的，都作弊了。稍早一點的2000年3月17日，名為R. James Woolsey的律師、中情局前主任撰文解釋“為何我們監視盟友”，明確告訴歐洲議會：我們就是用了名為“梯隊”的電子監控系統監視你們的公司了，因為你們搞商業賄賂，否則成本、技術、質量各方面全面落后的歐洲企業是不可能在商業競爭中戰勝美國公司的。

這些表態構建了美國的“監聽合理”邏輯，即美國政府即使在商業談判中運用了國家情報能力，也是為了“公平競爭”。除了歐盟之外，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20世紀90年代的美日貿易談判，美國同樣竊聽了日本談判代表的座駕。

但真正讓中國意外的，是在中國仍然留著“美好”印象的美國，居然能夠如此在網絡監聽問題上實施雙重標準如此坦然，并且在媒體和雇員的支持下，做的如此徹底，如此干脆，如此的，理直氣壯。因此中國有了憤怒的反應。

那么接下來中國應該如何去做呢？從短期看，最直接的做法，似乎應該是遵循博弈中的經典策略——“對等報復”，“中國大可以牙還牙，指控美國企業的在華高管乃至華盛頓各情報機構的高級成員。”其實，中國還可以做更多：中國，如果愿意，可以游說其他國家，無論是巴西，還是德國，更不要說俄羅斯，恐怕有相當數量早就處于某種“敢怒”邊緣的國家可能借此機會變成至少像美國一樣“敢言”的國家，這可以給讀者提供不少茶余飯后的談資和笑料。

但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面對網絡安全應有的做法。遺憾的是，美國不僅開啟了一個這樣的先例，而且還正在全力迫使其他國家學習這種不負責任，而最終乃至唯一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國宣稱需要保護的網絡安全。

更為嚴重的是，就在美國宣布“起訴”5名中國黑客之后的一天，名為“美國自由法案”的文本被提交到眾議院進行審核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和奧巴馬政府對文本中有關限制美國政府搜集美國公民數據的內容進行了弱化，這部分內容正是美國國內民眾在棱鏡項目被披露之后，反彈最激烈的部分，也是奧巴馬政府誓言要大幅度改革的部分。但現在看來，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不僅表現在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上，也表現在處理國內政治的問題上。

雖然迄今為止沒有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信息技術高速發展所催生的技術——金融——安全復合體已經具備實質影響美國內外政策制定過程的能力，但是奧巴馬政府的言行，正在一個接一個地刺破人們曾經擁有的美好愿望。

前美國國家政策顧問喬治·凱南在20世紀40年代論述當時蘇聯行為邏輯時指出，蘇聯對權力的邏輯敏感，對道義的邏輯不敏感；而此次事件表明，相比前蘇聯，美國不但對權力的邏輯敏感，且深諳如何用道義符號包裝權力；參考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內有關國家安全戰略的討論，美國在網絡空間追求的，不是將網絡空間當成全人類的共同財產，不是將網絡空間當成全球的公共領域，而是將網絡空間看做是一個大國競爭的全新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美國謀求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優勢，而是壓倒性的支配或者領導地位。

這種地位，根據這次起訴中透露出來的信息，意味著美國能夠根據美國國內的司法體系，對發生在網絡空間的行為，對位于美國領土之外的網絡空間的使用者，進行司法管轄。

或許可以這樣說，一如當初地中海成了羅馬帝國的內湖，美國謀求的是將開放、繁榮、安全的全球網絡空間，成為美國指導和支配下的網絡空間，這種指導和支配，遵循福柯所說的“規訓式”的權力，套著“多邊利益相關方”的馬甲，以美國公司、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復雜網絡關系為支撐。

建立這樣一個網絡霸權，在美國國內，需要有效克服民眾對政府權力過度擴張的擔憂，給出形式上的交代；在國際上，要有名正言順的理由以及足夠強大且清晰的敵人，渲染并反擊來自中國的、“得到政府支持的商業間諜”行為，因此變得相當順理成章，而且合情合理。

然而，全球網絡空間也不是美國的私人領地，對于以反商業黑客名義下實施的網絡霸權戰略，必須說不。因為這對全球網絡空間賴以生存的基礎的威脅和挑戰，遠比商業黑客/間諜行為更加嚴重。(沈逸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