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如何處理醫患糾紛

古代也有“藥鋪醫人亂索錢”現象

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強調醫生不得“專心經略財物”

不把錢財看得太重，是古代醫生的“職業道德”要求。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醫精誠》篇中即強調，“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然而，并不是所有醫生都能做到“謀道不謀利”。唐朝一些醫生即頗看重錢，時詩人張籍在《贈任道人》詩中稱：“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另一唐代詩人、農學家陸龜蒙在《自憐賦》中也稱：“余抱病三年于衡泌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價倍高。”

宋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醫生重利現象持續抬頭。宋方勺《泊宅編》稱，“今之醫者，急于聲利”。有一個叫王居安的秀才，患痔瘡多年，聽說浙江蕭山有一醫生擅治痔瘡，沒有財力請他到家診治，自己乘船到錢塘（今杭州），再差人請他來。此醫生為秀才洗腸，“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人為了保命，只好拿出所有盤纏當酬金，不然醫生就不給他繼續治療。

更有甚者，錢不到不用藥，見死不救。《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述異》“解砒毒方”條，有一個叫蔣紫垣的清代醫生，有解砒毒秘方，但找他看病解毒他必要高價，如果不滿足他，“則坐視其死不救。”

醫生眼里只有錢而無患者，用孫思邈的話來說，“意在財物，不本性命。”在這樣的行醫初衷下，醫患關系自然就變得緊張。

古代醫患糾紛的產生有諸多原因

《東坡雜記》記載

“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

與現代一樣，古代醫患糾紛的產生也與患者對醫生的不信任有一定關系。古代不少病人就診時，為了“考驗”醫生的醫術，有意不將真實病情說出來。宋代文學家蘇東坡曾談到當時病人對醫生的不信任情況：“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

蘇東坡所說的“秘所患”，以“驗醫能否”現象，在明清時期更為嚴重。清周亮工在其《書影》一書中曾批評這種現象：“不以病試醫……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醫患糾紛的產生原因很多，除了醫生業務水平良莠不齊、患者對醫生不相信，醫生不負責任是古代醫患關系緊張的又一原因。清陸以湉《冷廬醫話》記載的一則醫患糾紛相當典型：蘇州醫生曹某，在當地名氣不小，相應的，“聲價自高，貧家延請每不至”。當地一位有名望的老先生尚未出嫁的女兒生病，派仆人請來曹某診斷。仆人素來討厭姓曹的醫生，于是欺騙曹某說，該女已嫁人，如今懷孕好幾個月了。

曹某到病人床前，隔著帷幕診斷，號脈后隨口胡說該女已有身孕。老先生十分驚訝，懷疑是誤斷，次日又請曹某來，老先生讓兒子偽裝成女兒，曹某看后還是說“懷孕了”。這時候。老先生的兒子拉開帷幕說：“我男也而有孕乎？誣我猶可，誣我妹不可恕也! ”結果，曹某被狂揍了一頓不說，還被灌了糞水，真可謂“滿嘴噴糞”。曹某“跪泣求免”，仍被剃光了胡子，最后臉上被用粉筆畫了一通，才被放走。曹某聲望立馬沒了，也沒人找他看病了。

唐宋開始流行依法處理醫患糾紛

《大明律》規定

醫療事故鑒定“責令別醫辨驗”

古代很多醫患糾紛大多是“私了”，唐宋開始流行通過法律來處理醫患糾紛。

唐朝十分重視藥事管理，為了保證用藥安全，頒布了中國第一部藥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有處理醫療事故的專門條文，《雜律》“醫合藥不如方”條規定：“諸醫為人合藥及題疏、針刺，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疏議中還特別重申，即便“于人無傷，猶杖六十”。

或許是醫患糾紛增多之故，元朝有關處理醫患糾紛的詔令也隨之增多，《通制條格》單列“醫藥”卷，元律不僅嚴懲“假醫”，還對官辦醫療機構惠民局在“醫療救助”方面做出了規定，解決醫生沒有錢不看病的問題。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正月，元成宗下詔，要求“各路置惠民藥局，擇良醫主之，庶使貧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明朝在處理醫患糾紛時，已出現了第三方仲裁、鑒定。《大明律·刑律·人命》中“庸醫殺傷人”條：“凡庸醫為人用藥針刺，誤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責令別醫辨驗藥餌穴道，如無故害之情者，以過失殺人論。不許行醫。若故違本方，詐療疾病，而取財物者，計贓，準竊盜論。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藥殺人者，斬。”也就是說，出現嚴重的醫療事故，醫生要被砍頭。《大明律》在處理醫患糾紛時亮點不少，如違規的醫生“不許行醫”，此即現代所謂吊銷行醫資格證；處理事故時，“責令別醫辨驗”，這“別醫”就是其他醫生，相當于現代醫療事故的第三方鑒定。

明朝的法規在實際醫患糾紛中，有很強的操作性。明代顏俊彥《盟水齋存牘》一書中記錄了不少明朝司法案例，其中“庸醫劉期興，杖”一例，就是一起典型的醫療事故。時人何運昌請來醫生劉期興給弟弟何洪看病，結果劉期興把何洪看死了，雙方鬧進了官府。最后按察司判決：“劉期興非折肱，反行妄告，依擬杖發，不許行醫，庫收繳。”

聲明:“一方鉤沉”欄目文章系著名歷史學者倪方六先生供本報專稿,摘轉請務必與作者本人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