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農婦被棄鄉政府死亡 或因超生沒有享受低保

低保跟超生掛鉤沒？

在武岡，低保分了3個檔次：90元、105元、115元。低保按人頭發放。如果艾紹金家評為低保戶，他家按9口人算，每個月可以拿到810元、945元或1035元。

艾紹金說，政府不給低保，開始也沒說他家收入高、不夠格，只是說他家超生。他說：“2008年開始，我給二嫂申請低保，一直沒申請上。去年老婆出事了，我才開始給我家申請。但是村里和鄉里一直說二嫂和我家都超生，不能領低保。”

對于艾紹金一家的情況，村支書彭蘭英認為，村里低保戶，絕大多數都比艾紹金家困難。低保戶是黨員小組投票選出來的，大家不選他，是覺得他不夠困難。

彭蘭英、村主任鄧向東、晏田鄉人大主席馬清平都告訴記者，當地沒有低保掛鉤超生的政策，只是村里的黨員代表、小組長們會覺得，超生違反國家政策，所以評選低保時，會不投超生戶的票。當問及向東村的低保戶里有沒有超生戶，彭蘭英和鄧向東態度模糊，最后都說：“不太清楚。”

武岡市政府表示，從湖南省到邵陽市再到武岡市(縣級市)，都沒明文規定低保和計生掛鉤。民政局副局長蘇是全說，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低保戶超生，基層工作人員會視作其有隱形收入可以負擔生育成本，可能會影響享受低保。

武岡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說，當地計生工作壓力很大，不少基層工作人員誤解了省上“超生者不能享受民政獎勵優惠政策”的條款，認為低保也是優惠政策，但這是錯誤的。

記者采訪時，武岡市市委、市政府和民政局表態：基層若存在低保和計生掛鉤，屬于工作偏差，要馬上糾正。低保方面若有違規，將予以糾正并嚴厲追責。

死亡責任如何認定？

鄧元姣的死因，艾紹金一家和當地政府至今沒能達成共識。

法醫的尸檢報告認為，家屬不同意尸檢，所以無法確定顱內出血的性質。“不用尸檢，看監控就能知道了。”艾紹金說，“我一直要求看監控，但是他們不給我看。”

在鄧元姣出事的辦公室，并沒有監控。只有鄉政府大門口有4處監控。所以監控并不能提供死亡的具體原因。死亡現場已經無法還原了。但雙方已經簽訂了調解書。調解書顯示：經調解，當地政府以困難幫助金的形式，補助了4.6萬元。艾紹金和兩子一女，都已簽字表示同意。

因處理不力，當時的晏田鄉黨委書記何雪峰已被免職。

但是，將鄧元姣棄于此地的，是她的丈夫艾紹金。當時，鄧元姣除了癱瘓、沒有生活自理能力外，已經口不能言，無法表達自己的意志，只能聽從丈夫的安排。有鄉政府干部告訴艾紹金，你把老婆扔在這里，出了事要負法律責任的，把她接回去吧。艾紹金拒絕了。

武岡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曉清說：“公安部門仍在調查，沒看到全部材料之前，我們不能先下判斷。等公安部門把材料報送我們，我們綜合所有材料的情況，才能決定是否應該以‘遺棄罪’提起公訴。”

京劇《宋士杰》中，訟師為告狀者寫狀紙，往往要加上幾筆夸大情況的話，這叫“牛吃房上草，風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門，不賴不成詞。”

藝術源于生活。現實中，有這樣一條路線圖：“訴求者以非常手段‘維權’——輿論一邊倒施壓——政府被迫滅火”。這樣“維權”，社會成本巨大。非常手段本身會造成不可測后果，破壞正常路徑，還會鼓勵“大鬧大得”。因為不盡屬實，每次“悲慘故事”的傳播，對政府公信也都是不小的傷害。

事態的復雜性在于，維權者往往有令人同情的身份，有可憐憫之處，也不乏合理訴求。所以，必須條分縷析，還原事實，辨別“賴詞”和實情。既要充分考慮到其困難情況，滿足合理的權益訴求，又不縱容過分的個人欲望。這為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課題。

——編 后

本報記者 蔣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