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網站刊登蘇聯政治笑話 稱系干群關系出故障信號

引子

天性活潑的美國總統里根，給戈爾巴喬夫講過一個蘇聯政治笑話：

某天，戈爾巴喬夫嫌司機開車慢，搶過方向盤，開足馬力橫沖直撞。行人責問交警：為什么不阻攔？警察說：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警察低聲說：戈爾巴喬夫為他開車。

據里根回憶，戈爾巴喬夫聽后哈哈大笑。

政治笑話在蘇聯社會曾十分流行。轉眼間，蘇聯和蘇共煙消云散20多年了，今天再來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間創作，卻令人大吃一驚：幾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關系出故障的報警信號。

　　迎接檢查（資料圖片）

共產黨來了怎么辦？

許多政治笑話嘲諷蘇聯的社會不公、干部的享樂主義和奢靡風氣，干群關系的裂痕清晰可見。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親從鄉下接到莫斯科，驕傲地展示自己的豪華別墅、名貴家具、高級汽車。老太太說：“孩子啊，這一切好是好，但共產黨來了怎么辦？”

1918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遭遇糧荒，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在開會時餓暈了。為保證革命事業順利進行，列寧決定建干部“療養食堂”救急。

當年迫不得已的臨時措施，慢慢演化為干部特供商店，高級生活用品和國際名牌應有盡有，老百姓望都不讓望。

斯大林的一大發明是給高干發“紅包”，比工資厚得多。他喜歡召集大家共享奢華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兒斯維特蘭娜看不下去了，說老爸浪費了多少錢哦！赫魯曉夫則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機關老是停擺。

勃列日涅夫則讓陋習普遍化、制度化了。那時，干部子女可以免試上最好的大學、進最好的單位。1983年，剛出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利加喬夫，主動提出不配豪華轎車。中辦主任嚴肅批評他不懂規矩：你這是搞“特殊化”！

那群眾過著什么日子呢？蘇共執政74年、蘇聯立國69年，一直沒有解決好民生問題，買什么都要排長隊，排了半天還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關于排隊的段子特別多。

伊萬下班回家，看見老婆和一個陌生人躺在床上。伊萬吼道：“真耽誤事，街角的商店在賣雞蛋，還不趕緊排隊去！”

里子沒有了，卻在面子上狠下功夫，就像蘇共元老雷日科夫總結的那樣：從上到下“謊話連篇”。

蘇方接待人員自豪地介紹：再過幾年每家都會有私人飛機。外賓驚訝地問：要那么多飛機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聽說列寧格勒賣面包了，可以開上飛機趕去排隊。

群眾跟著蘇共一起流血流汗度過了崢嶸歲月，現在卻一個在地獄、一個在天堂，心中的凄涼和憤懣可想而知，不戳脊梁骨才怪。

但是蘇共缺乏自我約束的自覺，作風問題又升格為腐敗問題。過去列寧對干部管束很嚴，甚至主張“共產黨員犯罪罪加一等”。列寧去世后，干部越過越舒服，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如果一個人沒機會搞腐敗，會被人瞧不起。

格魯吉亞一所中學，老師讓學生談談自己的父親。

薩卡什維里：“我爸爸販橘子到莫斯科賣，因此賺了不少錢。”

圖拉什維里：“我爸爸販月桂到莫斯科賣，因此賺了不少錢。”

布里澤：“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倆的爸爸從莫斯科回來，都來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賺了不少錢。”

全班發出嘖嘖聲。

查維查瓦澤：“我爸爸是科學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們！”老師嚴肅地提醒，“不要把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1980年，一個警察偶然買到了幾聽鯡魚罐頭，打開后發現是昂貴的魚子醬。原來，有人把魚子醬改頭換面偷運到國外販賣，巨額贓款流入瑞士銀行已達10年。

這起震動全蘇的走私大案，牽涉到中央部委、軍隊和地方共300多名干部，蘇共中央委員、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麥杜諾夫是主謀。中央進行了“嚴肅”處理：幾個馬仔被判了刑，麥杜諾夫同志則調任蘇聯糧食食品部副部長！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敗。1973年格魯吉亞黨中央二月全會檢討說：靠幕后操縱、社會關系和效忠個人選拔干部，嚴重違反了列寧主義原則。文件回避了普遍的賣官鬻爵現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委第一書記的位子標價20萬盧布，第二書記減半。

　　“您的車已經加足了！”（資料圖片）

裝出火車還在走的樣子

民生問題和惡劣黨風，導致黨與群眾漸行漸遠。好在老人們還記得黨的光輝歷史，如果蘇共早下決心加以改變，結果會大不一樣。可是，蘇共卻若無其事地走著老路，靠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混日子，好像在考驗人民的耐性。

火車因為沒有燃料停在半路，這可咋辦？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搖晃身體，裝出火車還在走的樣子。

赫魯曉夫和柯西金試探過改革經濟，遭到體制內的強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開批評說：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體農莊開會研究兩個問題：建造木棚和建設共產主義。由于沒有木板，決定直接研究第二個問題。

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領導干部終身制，包括三任總書記在內的許多領導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蘇共成了一池死水。學界公認，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是蘇聯的停滯期、矛盾積累期，看起來穩穩當當，其實危如累卵，蘇聯和蘇共的最終結局，很大程度拜他所賜。

面對要求變革的強烈呼聲，蘇共采取了自殺式的打壓態度，民主集中制冬眠，黨員權利被冷藏，一片鴉雀無聲。

“同志，你對這個問題有什么意見嗎？”黨支書問。

“我是有意見，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見！”

不是沒有好建議，而是說真話的代價太大。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錯誤，臺下有人遞上條子：赫魯曉夫同志，當時你在干啥？赫魯曉夫連問三次：誰寫的？站起來！始終沒人站出來。赫魯曉夫笑了：告訴你吧，當時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一邊壓制批評和自我批評，一邊鼓勵表揚和自我表揚。就連各地、各部門領導所到之處，都要掛滿歌功頌德的橫幅，宣讀熱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勛章、獎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頒發給自己的。在他的葬禮上，足有一個班的戰士負責捧著這些牌牌，群眾覺得很可笑。

“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術了。”

“什么手術？”

“擴胸手術。”

“為啥呀？”

“勛章掛不下了。”

在這種暖洋洋的空氣中，蘇共正與人民分道揚鑣。戈爾巴喬的笨拙改革雪上加霜，社會到了列寧所說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活不下去”的程度。

斯大林時期，如果有人敲門，人們立即停止講政治笑話，開始喝酒。戈爾巴喬夫時期，如果有人敲門，人們立即把酒藏起來，開始講政治笑話。

宣傳機器則繼續文過飾非編童話，糊弄老百姓，哄領導開心。

“伊萬諾維奇，你經常讀《真理報》嗎？”

“當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過著幸福生活？”

像勃列日涅夫的母親一樣，群眾覺得蘇共變了，不像自己人了：

勃列日涅夫向工人們發表講話：

“很快我們就能生活得更好。”

臺下傳來一個聲音：“那俺們怎么辦？”

在蘇聯解體前一年，《西伯利亞報》以“蘇共代表誰”為題開展讀者調查，結果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代表黨政干部的占85%！

1991年6月，俄羅斯舉行首屆總統選舉。作為蘇共推出的候選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卸任蘇聯總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僅16.85%。蘇聯劇變后，俄共總書記久加諾夫多次參加總統競選，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實表明人民傷透了心，也解開了一個令人困惑的謎：為什么蘇共轟轟烈烈登上歷史舞臺，退場時卻如此孤獨，甚至連一次像樣的聲援行動都沒得到！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正快速超越過去的先生，人民生活水平突飛猛進，中國的巨大成就連敵人都沒法否認。兩相對照，蘇聯人艷羨不已，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寄托在中國身上。

一個烏克蘭人被叫到克格勃。問：你怎么經常收到以色列的郵件？答：二戰中我藏匿過一個猶太人，現在他給我寄吃的。問：蘇聯人不該這樣做，你不為自己的將來想想？答：我想好了，以后我還要藏中國人。

　　“領導同志，今年牧畜的頭數又增加了。”（資料圖片）

結語：中國不僅有鄧小平

李肇星有一次在國際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蘇共和蘇聯的原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問了一個全世界都想問的問題:為什么結局會是這樣？戈爾巴喬夫想了想說：因為我們沒有鄧小平！

蘇共是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成全球第二、歐洲第一的經濟強國只用了20年。蘇聯不但戰勝了強大的德國，還長期與美國平起平坐，曾讓整個西方世界寢食不安。

沒有人料到這個龐然大物竟一夜傾覆，許多人至今回不過神來。從那一刻起，人們對這個20世紀最驚人的政治事件進行了不懈研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作為葬禮的主持人，戈爾巴喬夫的感慨意味深長，值得注意。

從1977年復出，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間，鄧小平領導實施了改變中國和世界的兩大政治行動，一是改革開放，二是錘煉黨風。兩件大事竟發端于同一次會議：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舉起改革大旗的同時，恢復成立了中央紀委。

人們很少注意到這兩者之間的邏輯聯系：改革開放順應天下大勢，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端正黨風提高了黨的先進性，是改革開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才有吸引力；只有風清氣正，共產黨才有凝聚力。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這兩大決策是最好的詮釋。

想想都后怕：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現在的中國一定不是到處堵車，而是到處排隊；如果沒有過硬黨風，人人心里窩著火，改革只會是紙上談兵。如果兩者都沒有呢？

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偉大戰略的邏輯起點，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人民主體論。人民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是共產黨存在的全部理由，是一切工作的起點、終點和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核心理念，也是鄧小平始終堅守的根本政治立場。

站在這個立場看問題，中國為什么繁榮穩定？蘇共為什么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

盡管任何社會現象的發生，都有數不清的促成因素，但內因永遠是變化的根源。蘇共在黨和人民關系問題上的無所作為、反向作為，使自己從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鋒隊，蛻變為只為少數人活著的資產階級市儈集團，直接決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運。

對此，蘇共問題專家李慎明的觀點一針見血：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根本原因。黃宗良則進一步指出：蘇共是被人民、而不是被敵人推翻的，承認這個事實很痛苦，不承認就不能吸取教訓。

角度決定高度，立場決定命運。蘇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棄蘇共在后，印證了“物必先腐，而后蟲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老劇本，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別人。對于最后只剩下“共產黨”招牌的假共產黨的倒臺，我們不但沒有半滴眼淚，還要歡呼人民主體論的勝利，否則，就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政治立場。毫無疑問，研究蘇共興亡、吸取經驗教訓，關鍵詞不是“權位”，而是“人民”！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的回答響亮而堅定。

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從人民的利益和立場出發，迅速打出八項規定、“老虎”、“蒼蠅”一起打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組合拳。政治局率先垂范、徙木為信，清理腐枝敗葉、編織制度籠子，干部舒適度劇降、群眾滿意度激升，好傳統回歸、壞習氣鼠竄，全國人民發自內心地擁戴和支持。黨的威望持續提高，黨群關系空前緊密，改革巨艦一往無前，黨的事業一片生機。

神州氣象如此，戈爾巴喬夫或許又有感慨：中國不僅有鄧小平！

中國不僅有鄧小平，這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幸運，是中國共產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結果，也是蘇共的悲哀所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曾對政治笑話一笑了之的蘇共遺老們，如今情何以堪……（習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