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代表的中國夢”：到人民大會堂有多遠？

（中國網事·銳話題·“草根代表的中國夢”之一）到人民大會堂有多遠？

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３日新媒體專電（“中國網事”記者肖春飛 俞菀商意盈）“走進人民大會堂，你走了多遠？”面對這個問題，記者采訪的幾位基層全國人大代表都百感交集。

１９５９年竣工的人民大會堂，壯觀巍峨，雄偉典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與辦公所在地。這些基層代表說，走進人民大會堂，是他們剛開始根本不敢做的夢。

他們的出發地是鄉村、工廠、街頭、車間，甚至洗腳房……這是一段超越物理距離的漫長之路，他們很多人說，第一次走上高高的臺階進入人民大會堂時，都下意識地回頭張望，后面有他們的青春、奮斗、夢想。透過他們的奮斗長路，很多人明白了“中國夢”。

第一次進入人民大會堂

“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時，沒法形容的高興！我怎么看都看不夠，還對著那個大大的五角星拍了照片。”——呂華榮，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喬頓服飾股份有限公司西服整熨工。

“特別激動，以前做夢都沒想過能來。”——陳臘英，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杭州市環境集團有限公司物業服務發展分公司清掃保潔員。

“我坐在人民大會堂里，幾乎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對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好奇，但更大的是壓力。”——朱雪芹，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華日服裝有限公司工會主席。

“當時車剛停穩，我就下車請人在人民大會堂前拍了張照片。我媽給我交代的，讓我拍張照片帶回家掛起來。”——劉麗，全國人大代表，“最美洗腳妹”。

“我把以前在書本、照片上看到過的人民大會堂的地方，都拍了照片。自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面對天安門廣場，和‘國徽’合影。”——周振波，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德力西集團變壓器制造公司黨支部書記、車間主任。

……

這些基層代表中，朱雪芹是兩屆人大代表，她記得很清楚：６年前的３月４日，她第一次坐進了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預備會，那一天，她穿的是一件玫瑰紅的套裝，特地花了一千多元錢買的，這件衣服到現在還是她最貴的衣服。

周振波也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的時間：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６日，當時他還不是全國人大代表，而是以“全國優秀農民工”的身份到人民大會堂領獎。當時他穿了一件半舊的西裝，里面是一件白襯衫，這套衣服只有在特別隆重、正式的場合才穿。“我那時候以為：這樣的機會可能一輩子就一次了。沒想到后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又來了！”

“掃街也要掃成全國勞模”

這些基層代表年齡、籍貫、工作、經歷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們都是出身基層，他們堅信奮斗改變命運，他們心中有夢想，從不怨天尤人，即使在再平凡不過的崗位上，也一直在努力。

朱雪芹，１９９５年１月高中輟學后，從江蘇睢寧農村來到上海打工；劉麗，家在安徽省阜陽市潁上縣的偏僻農村，為減輕父母的負擔，身為長女的劉麗不得不提前結束初中學業，外出務工供弟妹上學，找工作過程中錢花光了，劉麗甚至賣掉了從記事起就沒有剪過的頭發，換了３０塊錢維持生計；周振波老家河北省邯鄲市廣平縣，從小家庭貧困，幼時不幸喪母，他回憶說：“小時候家里窮，白面饅頭也吃不起，上學用的紙、筆，是要用雞蛋去供銷社換的。我在潘寨中學讀書時，學校很破，大家上課都擠在一起，課桌就是一塊不規則的木板，用磚頭壘起來，有些人連凳子都沒有。因為住宿在學校，冬天一個禮拜回家拿一次饅頭，夏天一個禮拜兩次，餓了吃饅頭老咸菜，渴了就喝玉米面糊糊……”

他們以農家子弟的堅忍在各自崗位上奮斗，平凡的工作，他們卻做到了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陳臘英２０００年從安徽到杭州打工，２００５年進入杭州環境集團，為了省錢，租住在偏遠的郊區，每天上班要騎１個多小時的電動車。即便條件艱苦，陳臘英始終堅持“埋頭做事不計得失”。不管刮風下雨或者是漫天大雪，每天凌晨３時，她就走出家門，趕到工作區域。包干區中有一長段欄桿需要每天清洗，沒有人愿意做，陳臘英就主動承擔。別人休息她擦洗，每天額外工作３小時，沒有一句怨言。即使當了浙江省勞模、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公司外部項目擴展時，陳臘英總是第一個扛著掃帚上街。

在今年來北京參加全國兩會之前，４７歲的陳臘英還回了一趟她的家鄉安徽省宿松縣，向當地的環衛工人傳授了“陳臘英道路保潔作業法”，這方法目前已在杭州市環衛工作中廣泛推廣。“掃馬路不能想怎么掃就怎么掃，也需要精細化管理和規范地操作，掃地時左一下右一下，隨意性太大，不僅費時費力而且灰塵還掃不干凈。”陳臘英說。除了“陳臘英道路保潔作業法”，陳臘英扎掃帚的功夫也是一絕，她扎出來的掃帚又輕便又靈活，掃起地來十分容易。用陳臘英的話來講，就是自己掃出來的地，要干凈得可以讓人席地而坐，“拿掃把也要拿得像個樣！”

他們心中有夢想：人生必須靠自己的雙手打拼，努力才能改變命運。朱雪芹在繁忙工作之余，當時住集體宿舍，為了不影響室友休息，朱雪芹買來臺燈，用被子掩著，躲在床上看書；雙休日伙伴們去逛馬路了，她卻留在公司活動室苦讀。雖然高中都沒畢業，但朱雪芹靠自學成了一名日語翻譯；劉麗打工賺到錢后，減輕了家庭負擔，想到自己曾因家貧輟學，萌生了幫助貧困學生上學的念頭。２０００年，她開始資助貧困學生。第一年資助了７個，第二年２０個……她租住在出租屋，卻資助了上百個孩子，別人問：你這么點工資，能管得過來那么多人嗎？她回答說：事情的改變總是一點一點的，努力了不一定能改變，但是不努力，永遠不會改變。

始終牢記自己的本分和使命

這些基層代表一次次面對這樣的疑問：你們能夠勝任嗎？

工作出色，并不意味著勝任全國人大代表的責任；人大代表，不僅僅是政治待遇，更重要的是履職要求。畢竟，這些基層代表學歷都不高。

“別人怎么說，并不重要，關鍵是我們自己怎么做。”朱雪芹說，當選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后，朱雪芹利用一切機會為她所代表的農民工群體講話。這六年來，農民工社會保障異地轉移、勞務派遣工利益維護、農民工子女就讀九年義務制公辦學校、惡意欠薪入刑以及建立欠薪追討機制等，背后都有她和其他代表在努力推動。

朱雪芹說：“上一屆剛當代表時，我很緊張，一見記者，就下意識用手捂住自己的代表證，看到攝像鏡頭會膽怯，害怕被采訪。現在不一樣了，我甚至會主動找記者。我珍惜每一次為農民工說話的機會。”

他們付出千辛萬苦，他們跨越千山萬水走進了人民大會堂，但他們始終牢記自己的出發點。

“去年我的提案，主要是圍繞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希望外來務工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和待遇。還有農民工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的問題，希望保障性住房、廉租房，能逐步向農民工開放。另外，建議國家盡快推出‘農民工用工供求信息平臺’，不要讓農民工找工作還要花冤枉錢，被黑中介給騙了。”周振波說，今年他的建議，也與農民工息息相關，“農民工來自農村，都比較容易知足，關注較多的就是眼前的基本訴求，買房、租房、工資待遇等。但我是農民工人大代表，我就要想到他們暫時還沒想到的問題，要有前瞻性。”

今年兩會，周振波的建議主要圍繞農民工同工同酬、社會保障方面展開。另一方面，他大聲疾呼政府部門能關心“農民工二代”群體的生存狀況，對他們加強免費的心理疏導、法制宣傳和職業培訓。周振波曾去上海寶山監獄調研，發現監獄里多是２０多歲年輕的小伙子。監獄長說，這其中大部分是新一代農民工，“我當時真的很痛心。這些孩子不像我們老一輩吃過那么多苦，想享受又不愿意吃苦，文化水平不高，容易走上歪路。除了他們主觀思想認識上要轉變之外，也需要政府和社會給予更多的幫助。”

周振波的身份幾經更迭，但他說，在內心深處，始終把自己定位于一個農民工。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不忘自己的本分和使命。“我能當選全國人大代表，說明在我們這個國度，只要努力奮斗，就會有實現夢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