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設立“國安會” 專家稱中日關系受負面沖擊

11月7日，日本眾議院通過了“關于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法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常被認為是日本版的NSC,顧名思義，它在功能和結構上都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日譯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有著諸多相似之處。這意味著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將統籌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一個邁向政治軍事大國的指揮中樞正在形成。日本安全保障會議的成立為何會在日本以及海外引起如此重大的反響？該機構的成立又會對陷入低谷期的中日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

安倍晉三作為一名保守主義政治家，修改戰后日本的和平憲法是他的既定目標。早在其第一任期內(2007年)就已經實現了將防衛廳向防衛省的升級，同時在該任期內也提出過要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主張，只是被其后的政權所擱置。這次安倍晉三重新問鼎首相寶座，必然會按照既定的路線圖統籌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要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日本版NSC的成立給日本社會可能帶來的巨大沖擊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會不會必然地導致日本向政治軍事大國的方向發展？關于這一點，日本國內輿論已經基本上認可了這一趨向。保守的右翼分子對自民黨此舉歡欣鼓舞，因為他們知道這向日本的軍事大國夢又邁進了一步；進步的左翼人士則只能無奈地對這一行徑表示憤慨和譴責，卻絲毫不能改變現狀。日本的政治軍事大國化已然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為日本外交、安保領域政策制定的指揮樞紐，從某種角度來看它相當于日本安保政策制定的“大本營”和“參謀本部”，日本政府為了回避民眾產生對戰前軍國主義的聯想，而用了相對比較溫和的定位，即將安全保障會議視為日本外交、安保政策制定的“司令塔”。

第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設置是否會對當今日本的民主制度構成威脅？多數日本有識之士還是對此表示了擔憂。隨著安全保障會議的成立，日本在外交、安保領域的政策制定權將集中在包括首相在內的少數閣僚(首相、官房長官、外相和防衛相)手中，內閣會議以及議會在這類核心領域的功能形同虛設。另外，在自民黨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提案中，現任自衛隊軍官可以直接參加安全保障會議，并被賦予重要決策權，這顯然違背了日本國憲法第六十六條中對“文官統治”的規定。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的衍生品，“特定秘密保護法案”也被自民黨帶到了國會審議，雖說是審議，它的通過也只是時間問題。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將外交、安保、諜報以及反恐等領域的情報視為“特定秘密”，日本政府將對泄露這類秘密的政府以及民間人士處以十年以上的刑罰。

相較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設立，日本媒體對“特定秘密保護法案”表示了極度的反感，《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媒體的社論均對這一法案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不僅侵害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知情權，同時也限制了公民的自由，這會讓人想起戰前秘密組織的時代，日本社會將會萎縮和退化。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聲討這一法案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歷史學會研究會聯合其他八個相關學會對日本政府的特定秘密保護法案表示了抗議，認為這是對歷史學研究和進步的重大阻礙，也是對歷史學教育的褻瀆。

圍繞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所掀起的波瀾并不止于日本國內。中國作為日本的鄰國，同時也是利益攸關國，此舉給中日關系帶來的負面沖擊不容忽視，它讓中日關系的沖突螺旋呈加速上升之勢。

首先，日本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初衷就是為了針對中國，關于這點安倍沒有絲毫掩飾。在10月8日的國會答辯中，安倍說道：“中國的軍事崛起以及朝鮮核武器所帶來的威脅，使得日本的安全環境不斷惡化，日本需要在外交、安保政策領域建立強有力的領導機制”。換言之，是中國(以及朝鮮)的威脅給了日本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一個正當的理由。據日本時事通訊社稱，日本首相在國會中點名中朝是日本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尚無先例，而安倍做到了這一點。

其次，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正式成立以后，其假想敵將更多指向中國，這是當前東亞勢力均衡的結構性因素導致的，也是冷戰后日本總體保守化的必然結果。根據10月23日《讀賣新聞》的報道，日本政府擬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議案獲得通過之后，成立國家安全保障局，該保障局下設六個研究小組，其中包括總括小組、美國等同盟友好國小組、中國以及朝鮮小組、其他地區小組、戰略小組和情報小組等。日本既然將美國等視為同盟友好國小組，那么是不是可以把中國和朝鮮理解為敵對國小組呢？當然，日本還沒到如此赤裸裸地叫囂中國為敵對國的程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必然會成為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重點盯防對象，而與之伴隨的將可能出現更多摩擦、沖突。

最后，在處理中日關系的過程中應當防止安倍晉三的兩面派伎倆。比如，安倍雖然在國會上公開將中國視為日本的安全威脅，但同時在歷史問題上作了一些裝模作樣的“低姿態”，譬如他在靖國神社春秋大祭中都沒有正式參拜，又比如他近日表明繼續部分遵守“村山談話”的內容等等。但是，在現實政治問題上，安倍卻沒有絲毫讓步的表示，反而他還以所謂中國的軍事威脅為借口不斷突破戰后日本的各個禁區，為政治軍事大國化的日本掃平各類制度障礙。中國在處理中日關系時，既要重視歷史問題，更要著眼于現實問題，堅持有理、有力、有節的原則謹慎處理中日關系，以防陷入安倍等人預設的陷阱。

(王廣濤 呂耀東 作者分別為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