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轉型期記者“成長的煩惱”

夜晚來臨，逐漸亮起的霓虹燈勾勒出城市的輪廓。卻有一些人無暇顧及華燈初上的美景，為第二天的選題自覺加起夜班。11月8日，中國第14個記者節即將來臨，他們也許忙于工作而無暇享受屬于他們的節日。

一個月前，《新快報》記者陳永洲事件引起了行業震動，“余波”也并未隨著真相逐漸浮出水面而消退。即將來臨的記者節，帶給不少“無冕之王”沉淀與反思的機會。

“西北狼”的困惑

2010年，西部一家都市報進行一種細分市場與受眾的嘗試，在周邊一座小城市創建了子報。創刊時那句口號“奔赴沒有狼的草原”，吸引了不少像胡旭一樣初出茅廬的熱血青年。

懷揣新聞理想，21歲的他一走出校園，就像一只饑渴的猛獸，在夜以繼日地工作中汲取養分。一年內他幾乎走遍了這座三線城市的每個角落，“一年大約有10個月在采訪的路上”，胡旭的語氣中有驕傲，也有疲憊。

但是工作所付出的辛苦，有時和收獲的滿足并不完全對等，胡旭也曾懷疑自己究竟能為別人帶來什么、給自己帶來什么。有一次，在采訪一位受誤導而將畢生積蓄投入保險的老人時，他見老人老淚縱橫，便遞出一張紙巾，但是那位老人卻不伸手接過，而是盯著他足足有一分鐘。“大爺的眼神像一把尖刀所發出的亮光一樣直射我的內心，但我有何德何能為他主持公道。”

2012年，隨著網絡新聞媒體方興未艾，胡旭所在的報社廣告收入日趨下滑，他也選擇了“裸辭”，不是因為收入，而是對這家報社的理念產生了懷疑。“事件當事人才是新聞真正的主人，我們替他們表達痛苦，壓力太大。”胡旭說他對報社沒有抱怨，只有遺憾。

如今在北京一家報社供職的胡旭坦言，在傳統媒體做報道越來越艱難。“紙媒已經在走下坡路了，為了艱難生存，報道監督對象經常被‘公關’，報道空間越來越逼仄。”但他從沒有后悔選擇記者的職業一路走下去。“我無力做什么，僅僅想成為事實的記錄者。”胡旭說。

“標題黨”的身份尷尬

如果說胡旭是為理想而感到困惑的話，還有這樣一批“記者”，對自己的身份都存有疑惑。

“我們稱自己是記者，但當采訪對象要我們出示記者證時，時間仿佛停滯了。”27歲的小馬供職于一家網絡門戶網站，雖然按照規定，他們并沒有采訪權，同樣不會擁有記者證，但他們除了在辦公室編輯、轉載其他媒體的新聞外，偶爾也會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尋找趣聞、發現真相。“我認為我們介于正規記者和草根記者之間，但兩頭都在以某種方式拒絕我們。有時候就索性說我是‘自媒體’。”小馬的回答很干脆。

已在網站工作兩年的他，卻說自己從未找到歸屬感。小馬說：“業內對網絡編輯的認可程度并不高。雖然可以利用已有的影響力做些采訪，但是遇到重大突發或者重大事件，內容基本上還是源于報社、電視等傳統媒體。作為二次加工者，不能去一線采訪，還是有些不甘心。”

小馬的困惑還不僅于此，由于他的報道受眾需要點擊網址才能看到，所以經常要炮制出表面轟動、實則無聊的新聞。“可以說內容和標題在某種程度上是分離的，‘標題黨’無處不在。”小馬說。

“拼速度、拼流量已是工作常態,，尤其在遇到突發事件或者重大報道時，各家都會搶最新、最獨家的東西在第一時間發出，有時候消息源并非準確，但為了博得眼球，也就得打打擦邊球。”小馬覺得，自己的工作得不到認可。“入行兩年來，我從未有過歸宿感和職業幸福感。”

“記者肩負的使命不是少了，而是更多”

“現在發出聲音的渠道越來越多，想發出聲音的人也越來越多。新聞價值的堅守卻越發重要，無論是傳統媒體的記者，還是新媒體的記者，要肩負的使命不是少了，而是更多。”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院長王天定說。

王天定說，新媒體記者和傳統媒體記者不同的地方，也許在于他們所屬的商業網站首先把新聞定義成一種商品，因為國內一些知名大型的門戶、新聞網站大多是商業公司。但他們面臨的競爭壓力也更大。

中國傳媒大學新媒體專家張洪生教授則表示，在新媒體時代，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于通過移動終端獲取信息，微博、微信具有極大粘性，他們改變的是人際傳播關系。新媒體去中心化，受眾多元化更為明顯，因而在傳播過程中，作為傳播者的責任更加重大，尤其是傳統媒體的職業操守。

“我們應對轉型危機的手段，要經得起市場的檢驗，同樣也要堅守新聞理想和價值。”王天定說，“照有些人的講法，在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凡是每個使用自媒體的人，都承擔著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在自媒體時代，原有的專業和大眾之間的壁壘和界限要突破，這是我們需要面對和思考的。”(文章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 鄭昕　李金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