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中國外交官是怎樣煉成:缺乏寫作能力成仕途障礙

從基層開始

張宏喜1964年從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后，進入外交部研究室做一名普通的科員。“研究室是一個由司長以上職位，或者資歷很深的外交官組成的部門，外交部的筆桿子都聚集在那里，專門給中央領導人與外交部起草文件。所以在這樣一個部門，我們年輕人去那兒能干嘛？就是掃地、打水、剪報，干一些跑腿打雜的工作。”張宏喜笑著對記者說。

一年后，“打雜”的張宏喜被當時的外交部部長助理宦鄉看中，做了一名秘書，專門為宦鄉服務。1973年，從五七干校回到外交部的他深感不懂外語的尷尬，參加了兩年的英語短訓班，此時的他，已經32歲。

1975年，張宏喜任中國駐泰國大使館隨員，正式成為一名外交官。他說，“隨員就是有什么干什么”，除了摘報給大使看這樣的秘書工作看，時值中泰兩國剛建交，他還得做找房子、采購、籌備宴會等工作。

中國外交官的“起步”階段大體相同，都是從科員、翻譯這樣的職位做起，但往往一做，就是多年。孫玉璽的“試用期”階段是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為大使做翻譯，他說這是他的業務水平得到飛躍提高的一個階段。他每天早晨給大使讀報，讀著讀著大使就會與他討論報道提及的問題，孫玉璽也會提出自己的觀點。他還陪著老大使參加各種活動，留心跟著學著，那時也會參加使館里的調研報告，這為他對外交工作的理解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孫玉璽曾任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曾在1999年美國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時進行了一場長達60多個小時的超長發布會，這樣的才能與年輕時的積累有莫大的關系。

徐貽聰大使為古巴駐華大使做翻譯，一做就是八年，之后他還為墨西哥第一任駐華大使做翻譯，他的翻譯生涯一共11年。“中文秘書工作是大使館必可不少的，很多大使也是從中文秘書中出來的，如果覺得把外交官作為自己的事業，就需要從外交的基礎開始，這是一輩子的過程。”徐貽聰大使說。通過翻譯的工作，他開始接觸與古巴等國的外交事務。

曾做過中國駐土耳其大使、中國駐悉尼總領事吳克明也是翻譯出身，學土耳其語的他在1972年赴中國駐塞浦路斯大使館。他向記者分享了一個“如何做好一名外交官”的心得，“外交官不會寫作，那就麻煩了，因為大使得像總編輯一樣，得改工作人員提交上來的報告。”他說，缺乏寫作能力，是很多外交官上升途中的障礙。在塞浦路斯7年的時間，他都在做政治調研的工作，每天都在寫報告，經常一做就是通宵。

應變與“妥協”能力

在對多位大使級外交官采訪的過程中，記者聽大使們談得最多就是應變與“妥協”兩個詞，這是外交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在外交的過程中，第一是實事求是，第二要靈活，尤其是當代，外交要充分體現人情味。哪些地方要堅持，哪些地方要妥協，身為外交官自己首要要清楚，全是針尖對麥芒，那外交就沒辦法做了。”孫玉璽大使對記者說。

曾任中國駐意大利大使的他，2008年3月初剛赴任不久，就遇到了一個緊急的狀況——在拉薩314事件中，藏獨分子在意大利大使館前示威。在當時緊張的氣氛中，孫大使提出三個應對措施：第一任務是保護好自己，門的卷簾全放下，避免和外邊的人接觸；第二是保護機要室，機要員聽到他的指示，就要馬上銷毀機密文件；第三，在會客室準備茶點飲料，孫大使說，“如果他們真闖進來了，我在會客室等著他們，在這樣的狀況下說理沒用，遞上糖果點心或許能化解緊張局面。”

“安保是警察的工作，根據《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當地政府也有責任保衛使館的安全，如果當時我們直接與闖入者發生沖突，不符合外交官的身份。當外交官身處緊急狀況的時候，一定要把握分寸。”孫玉璽說。

曾任中國紐約大使銜總領事的張宏喜把紐約比喻為“像個戰場”，因為“當地有臺獨、藏族分子，我們一搞活動他們必搗亂”。2000年2月5日的龍年春節這一天，愛國僑團在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唐人街舉行了一場人數眾多的春節游行，邀請張宏喜與韓國總領事一同參加。

張宏喜到那兒一看，“臺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處處長”也來了，還硬往游行隊伍里擠，站在了走在第一排的張宏喜身邊，想要體現對等關系。“這哪兒行啊。”張宏喜說。他迅速思考應對方法，把韓國總領事拉倒了自己身邊。“我們往前走，他與幾個親臺分子也跟著往前走。這時隊伍有點混亂，警察過來制止，把‘臺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處處長’一行人攔了下來。最終是我和韓國總領事帶領游行隊伍。”

第二天僑胞在報紙的頭版登了一篇報道，《張宏喜維護國家尊嚴走在游行最前面》。但這件事也讓張宏喜思考，“按理說這件事是中國勝利了，臺灣失敗了，但我之后老是在想，咱們堂堂一個大國在大街上跟人家斗合適不合適，我覺得這未必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所以在游行結束的第二天，張宏喜對記者發表了一個談話，“我并不愿意看到昨天這樣的情況，臺灣問題的解決在海峽兩岸，并不在紐約街頭，春節是共同節日，華僑華人為什么不能共同來歡度呢？”

這番談話立刻得了人心，張宏喜又找了愛國僑團，鼓勵他們多與臺獨分子來往。在多次的努力下，愛國華僑與親臺社團的嚴重對立局面漸漸化解，“后來非典的時候親臺社團給我們捐東西，到領館拜訪，局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張宏喜說。

張宏喜對記者說，過去的中國外交官創造性欠缺，不太敢講話，能少說就少說，怕一多說就言多必失。所以張宏喜在紐約幾年的努力讓外媒看到了中國外交官的變化，有外媒評價中國的外交官變得有親切人情味了。甚至有外媒評論說，“紐約總領館過去是戰斗的碉堡，張宏喜把它變成了溝通的橋梁、友誼的橋梁。”

“我違背國家的方針政策了嗎？當然沒有。外交官首先得深刻理解國家政策的精神實質，但也要根據具體情況創造性執行，而不能簡單生硬地念統一口徑。這是外交官在長期的工作中必須學的重要課程。”

記者：多國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