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甘肅書記：習仲勛號召干部走出“衙門”深入鄉村

習仲勛同志對隴塬大地和甘肅人民有著特殊的情感

我從1954年起就一直在甘肅工作。在甘肅歷史發展的豐碑上，在慶陽老區群眾的口碑中，關于習仲勛同志的感人事跡實在是太多了。1930年春天，中共陜西省委派習仲勛同志到長武縣楊虎城部的警備騎兵第三旅三團二營從事兵運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在陜甘地區革命斗爭的生涯。1932年4月，他親自組織指揮發動“兩當兵變”。之后，和劉志丹等同志一道，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在陜甘邊創造性地開展軍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建設，創建并鞏固擴大了先后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為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點，為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點，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1930年起到1952年20多年的歲月里，習仲勛同志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直接組織指揮保衛陜甘寧邊區，解放大西北，建設大西北，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傳奇故事。有一次我去環縣調研，當地群眾一連給我講述了關于習仲勛同志的好幾個故事。有一天，習書記和茍廣德(當年任洪德鄉貧協主席)一塊下鄉工作，傍晚時分，茍廣德不慎扭傷了腳，疼得無法行走，習書記就硬是把茍廣德給背起來，走了兩里多路程。有一次，縣委的通訊員狗娃拉痢疾病倒了，習書記親自給他抓藥并煎好讓他服用，把狗娃感動得熱淚盈眶。還有一個故事，有一戶姓梁的群眾家娶兒媳婦，當時，當地群眾識字的很少，沒有人能寫對子，有人提議能否求求習書記，讓他來寫。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紅紙來找習書記。習書記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并很快地寫出了一大四小的五副對子。有趣的是，洞房的門上，習書記還用這對新人的名字寫成了一副雅俗共賞的“潛字聯”。就是這樣，經過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很快，“共產黨的縣委沒有衙門架子”等評價傳揚開來，人民群眾就更加熱情地支持縣委的工作，使黨的基層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革命力量進一步發展壯大。

甘肅人民忘不了習仲勛同志，習仲勛同志也一直心系著這里的人民群眾。1952年9月后，習仲勛同志雖然到中央工作了，但在百忙之中，他依然經常關心、關注著甘肅的建設和發展，惦記著慶陽老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牽掛著環縣的脫貧致富。每當有老區的干部、群眾到北京，他總是抽出時間會見、會談。凡是匯報到老區工作和建設方面的事情，他都認真地傾聽和過問。1958年冬天，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同志來甘肅調研，視察了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他稱贊該工程是“很重要的工程”，并鼓勵在場的同志“要艱苦奮斗、堅持苦干，為甘肅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1984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甘肅定西地區調研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習仲勛同志在這份材料上批示：“費孝通先生的調查，是理論結合實際，經過認真分析論證之后提出的好意見，是值得重視的，也是可行的，請子奇、光毅同志參閱，并制定出規劃，提出具體措施，分期實施。”對此，甘肅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視，在充分分析認識省情的基礎上，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集思廣益、銳意改革，逐步理清和形成了全省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三條路”的隴原發展戰略方針，即“有水的地方走水路”，興修水利，擴大灌溉面積，發展高產農田；“沒水的地方走旱路”，興修梯田，種草種樹發展畜牧；“水旱路都走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組織勞務輸出，開展移民搬遷。還確定重點建設河西走廊、沿黃灌區、隴東三大糧倉。我們還提出了一個特別符合甘肅中部地區實際的“三年停止植被破壞，五年解決溫飽，十年糧食過關”的奮斗目標，強調種草種樹，大搞小流域治理，努力改變生態環境。由于政策好，天幫忙，人努力，甘肅農業連續實現8個豐收年。聽到甘肅人民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的消息后，習仲勛同志非常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