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官員赦免舉措獲默許 專家稱系反腐戰略一環

清風論壇

問題官員“赦免”——這一被學術界廣為議論的話題、在操作層面得到默許的舉措，現實中卻鮮為人知，始終躲在神秘的面紗底下。“如果我們用‘絕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敗呆賬’只會越來越多，存量會越來越大，抵抗也會越來越頑強，最后可能出現魚死網破，甚至魚未死網已破的態勢。”反腐專家李永忠說。

“赦免”政策是去是留？專家指出，要制定全新的反腐敗戰略，要做到不管是寬大處理，還是赦免，都是整個反腐敗戰略中的一環，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應有其他配套政策相互銜接。

在新中國的反腐敗歷史上，特別在“運動式反腐”結束后，為適應新形勢、新問題，不少近似“赦免”的政策性措施屢被提出，如人們耳熟能詳的限期清退、廉政賬戶、涉案金額畫線等。總體來說，它延續了中共“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風原則。

“赦免”：不能說的秘密

翻閱近年來大案、窩案的查辦記錄，我們不難從中發現，上述政策被運用的痕跡。廈門“遠華案”多達700人牽扯其中，只有近300人受到司法處理；遼寧“慕馬案”有130多人遭到“兩規”，最終也只有61人被移送司法。兩起案件均有近半數的“污點官員”得以“赦免”。辦案機關通常會設立專案賬戶和自首信箱，只要在規定時間段內主動退贓或交代錯誤，輕微違紀犯罪者均可獲得寬大處理。

公開資料雖然有限，但人們還是能夠感受到“赦免”的存在。然而，盡管它在業務層面已是一種相對成熟的手段，但在業界人士口中，卻仍然避之不及，認為“很敏感”，“只能做不能說”。

有干部道出了其中原委：“一方面，它看起來與我們所宣揚的某些政治承諾有出入，另一方面，以當下的社會承載力來看，也容易激發群眾的不滿情緒。”

“赦免”的現實困境

對貪腐者進行“赦免”，或許聽上去并不順耳，但不這樣又能怎樣？它既是一個明智之舉，也是一個無奈之舉。國內知名的反腐敗研究專家任建明一再強調，“赦免”政策有過積極作用。但他也承認，政策越來越老套，效果越來越差，首要表現是震懾力越來越小。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阜陽。2007年，阜陽中院腐敗窩案中一些官員被“赦免”后，阜陽市有官員憤憤不平：這個結果無疑給了眾多的干部一個信號。不行賄，一點升遷的機會都沒有；行賄，雖然有風險，但影響不大，做個檢查，給個處分，還能在原來的位子上繼續干下去，甚至還有升遷的可能。

“赦免”不要反復使用

任建明給出的第一條教訓是，“不要局部地、反復地使用”。這類政策帶有以政府的信用為污點官員擔保的意味，使用不能不慎重。“局部使用，難以達到政策所需要的權威性；反復使用，更會造成政策的混亂。”

“這類政策最好只用一次，而且是全國范圍內使用。反復使用，只會讓官員對下一次‘赦免’產生心理預期，談何效果。”

行賄官員的下場

“赦”后仕途，各不相同。十余年來，名列貪官判決書上的行賄官員，被“赦免”者不少，此后，或升遷、重用、原地踏步……仕途也各有不同。勞模有，教而不悔也有。部分官員被“赦免”后，做得比以前好。教而不悔的也有，仕途更脆弱。這些行賄官員雖然被“赦免”，但只要調動或升遷，多少都會受到非議。

由于“赦免”的不公開，缺乏權威性、嚴肅性，一旦風向稍有變化，他們就會面臨再次問責的可能。何濤在被媒體曝光后，他與阜陽市迅速卷入輿論風暴中。

很快，阜陽市委決定免去何濤以及另外一名被媒體曝光的官員的法院黨組書記職務，并建議依照法定程序免去兩人法院院長職務。

阜陽只免了2人，與它緊鄰的亳州，一下免了24人。2008年，方春明就任亳州市市委書記，果斷將過去涉嫌向已被判刑的部分官員行賄，而未處理到位的24名科級以上官員全部免職，部分受到行政降級的處分。

這固然順應了民意，表明新一屆市委市政府的反腐決心，但也客觀上造成了政策反復，有損此前政府權威性。

“赦免”政策是去是留？

“十八大”以后，反腐迎來新的高潮，“問題官員”頻頻落馬。這種形勢下，“赦免”政策是去是留？任建明認為，首先應該梳理“這些年來，到底出臺了多少政策。這些政策哪些還有效，哪些應該廢止”。“此前這些政策幾乎都是出了一個腐敗窩案，或某個領域需要集中治理等時候臨時制定的，不僅缺乏統籌考慮，還常常陷入被動局面。”任建明看來，這有點形勢逼著政策走的味道。

要轉變被動局面，最重要的是“制定全新的反腐敗戰略，從大的戰略出發，將赦免作為其中只用一次的手段。即要做到不管是寬大處理，還是赦免，都是整個反腐敗戰略中的一環，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應有其他配套政策相互銜接”。(摘自《廉政瞭望》 作者：曾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