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讓世界經濟“變臉” 經濟力量東升西降

金融危機開啟了世界經濟和政治變革的一扇天窗。它不但沖擊了冷戰后的全球經濟格局，也對國際政治秩序造成很大影響。危機大幕尚未落下，多方力量相互角逐，主要國家在進行深度調整，新秩序的真容一時難以窺見全貌。我們不妨撩開面紗一角，一覽世界經濟和政治的“變臉”過程。

世界經濟力量“東升西降”

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在危機中遭受重創，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在戰后首次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引擎

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力量“東升西降”。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在危機中遭受重創，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在戰后首次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引擎。七國集團(G7)成立時，這些發達國家俱樂部成員的經濟總量雄踞世界的80%，在危機后只能守住半壁江山。

相對應的另一幅圖景是，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份額迅速壯大，如今在總量上與昔日“權貴”形成分庭抗禮的架勢。新興市場國家參與的二十國集團(G20)取代了G7、G8等發達國家俱樂部，成為全球經濟的支柱力量。中國在世界經濟復蘇中貢獻尤為卓越，不但被看作新興市場國家的領頭羊，而且成為經濟多極化世界的重要一“極”。

通過彼此協調共同應對困境是人們的美好愿景，但金融危機卻無情擠壓了各國達成互利共贏的合作空間。危機后，許多國家社會矛盾急劇上升，各種保護主義勢力強勁抬頭，相互傾軋的惡性競爭開始主導國家間經濟關系。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歐洲、日本與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正在取代發達國家的內部競爭，成為矛盾的中心。歐盟成員國擴容將近一倍，美國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協定(TTIP)，世界經濟格局不再簡單呈現為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而是逐漸演變為區域和國家集團的相互較量。此外，在發達國家“以鄰為壑”的經濟政策下，跨國公司資本開始回流，這將嚴重沖擊那些依賴國際資本投資發展經濟的新興市場國家。種種跡象表明，金融危機正在挑戰人們對于全球化進程不斷演進的信念和預期。

金融危機還重新塑造著全球分工格局。長期以來，美國、歐洲、日本是世界商品的主要消費國，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承擔著工業生產環節，拉美、非洲、中東、澳大利亞負責提供資源和能源。這種舊分工格局在危機后逐漸被打破，世界經濟正在進行重新平衡。發達國家試圖提振國內制造業和工業出口，中國力主擴大內需、提高對世界最終商品的消費能力，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則努力推進工業化。世界經濟再平衡不但關系到各國內部經濟結構調整，而且即將改變冷戰后的國際分工鏈條，因此將是一個漫長、痛苦和不確定的過程。這一過程可能將超出商品貿易再平衡和各國經濟結構調整范圍，在服務貿易、貨幣金融體系、跨國公司治理等廣泛領域重塑全球經濟新秩序。

世界產業格局也在金融危機后面臨深刻調整，開始新一輪結構重組。目前主要國家都在加大對新興戰略性產業的投入，爭取抓住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下一輪競爭中獲得先發優勢。不但發達國家正在利用技術優勢開辟朝陽產業領地，而且新興市場國家也在逐漸調整過度倚重傳統產業和單純追求GDP總量的發展模式，在低碳經濟、綠色經濟、數字經濟等時尚領域增加政策扶植力度，爭取拿到競爭未來發展制高點的擂臺門票。

服務業貿易化程度提高

傳統服務業因其業務和人員流動受地域約束，貿易化程度較低，與實體工業生產之間的互動性較弱。本輪服務業的興起以知識創新為基礎，可貿易性飆升

金融危機引起世界對于傳統制造業和虛擬經濟平衡關系的反思，但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資源的配置并沒有向物質生產回歸。人們看到了相反的畫面：在商品貿易全球化擴張進程遇挫后，服務貿易全球化進程卻逆勢興盛起來。盡管作為世界經濟龍頭的美國提出振興傳統制造產業，以及出口五年翻番的經濟再平衡戰略，但目前看來這一目標更多只是服務于國內政治需要的口號。

事實上，金融危機為發達國家經濟轉型提供了有效動力，以物質生產為主的實體經濟在其支柱產業中的分量進一步收縮，經濟結構向更高端的服務業升級。有學者預測，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貿易在新經濟格局中的比重將繼續下降，而服務貿易的比重到2020年至少將擴展一倍。

本輪服務業的興起以知識創新為基礎，與傳統服務貿易拓展有著本質區別。傳統服務業因其業務和人員流動受地域約束，貿易化程度較低，與實體工業生產之間的互動性較弱。由于互聯網、傳媒等知識技術創新，服務業的可貿易性飆升。這其中不乏一些創意和概念，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代表人類未來生活發展方向，可能令世界運轉變得超出人們想象。比如互聯網金融、4G概念的產生，具有滲透性地影響著人們生活、工作和休閑的習慣。而可穿戴設備，像即將推出的谷歌眼鏡、蘋果手表這類智能制造產品，也正是根據人們的個性化服務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創新理念。有人感嘆說，后金融危機時代是一個滿足廣大“草根”們服務消費需求和審美情趣的時代。新服務業正是在潛移默化地制造、引導和迎合大眾消費潮流。

我們看到，新服務業正在成為美國等發達國家振興經濟的戰略支柱產業。中國等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在本輪危機中有可能通過經濟結構轉型，實現與發達國家的同向、同步調整，部分傳統實體制造業繼續轉向產業鏈條更為低端的發展中國家。

新興服務貿易的發展將深刻改變實體產業與服務業的傳統關系。美歐發達國家正在試圖建立一個基于高端服務業的新貿易和工業體系。這一體系通過互聯網、醫療、金融、傳媒、軟件開發、語音應用、網絡信息安全等服務業，拉動頁巖氣、新能源、環保、智能制造等新興工業部門。為配合新工業體系的運轉，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通過TPP和TTIP等平臺，構建有利于新興產業發展、打壓傳統制造業獲利空間的國際規則，其中包括更為嚴苛的技術、知識產權、環境和勞工標準。新工業體系和國際規則的相應變化，可能將從根本上改變近代產業革命以來大規模的工業制造模式。發達國家的如意算盤是，通過新興服務業創造知識經濟等無形產品引導人們的喜好，用各種創意概念控制世界“再工業化”進程，繼續主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秩序。

國際關系更趨民主化

金融危機重挫了發達國家力量，這在客觀上強化了世界政治多極化的趨勢。國際意識形態話語權也進入多元競爭時代

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遠遠超出經濟領域，它同樣牽動著國際政治格局的未來命運。

金融危機不僅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實力，而且使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對美國主導世界的能力和聲譽投出了不信任票。美國對全球軍事、市場、貨幣體系和意識形態的單邊控制能力不復往昔。為此，美國力推“離岸平衡戰略”、“巧實力外交”、“多伙伴世界”等借力打力之策，將戰略部署從全球范圍集中收縮到東亞地區，希望在經濟實力不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繼續主導世界。

金融危機重挫了發達國家力量，這在客觀上強化了世界政治多極化的趨勢，國際政治利益格局正面臨“重新洗牌”。危機中復蘇較快、拉動世界經濟貢獻顯著的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以中國為首的金磚國家，政治影響力提升，在全球和地區秩序塑造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各種多邊國際組織、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領導人峰會、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等場合，新興市場國家要求提高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提出建立更加民主的國際關系，希望改變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秩序。

在新一輪的角逐中，國際政治力量有向“集團化”發展的趨勢。相對實力的衰落使美歐日等發達國家試圖通過“抱團取暖”的方式重塑國際秩序。正在推進的TPP和TTIP正是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重塑全球規則的重要平臺。美國力挺TPP，試圖利用美日兩國在東亞最終消費品市場的優勢，降低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未來影響地區政治的能力。TTIP是相對實力衰落的西方發達國家集團針對新興市場國家群體崛起而設計的跨區域制度安排。美國希望通過TTIP聯合西方盟友重新制定傾斜于消費國的全球規則，提升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發達國家集團的定價能力，使昔日權貴集團能夠繼續維持國際秩序的主導權。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新興市場國家面對一些重要國際議題，也開始聯手要求獲得更多的權力和收益。“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這類具有共同身份歸屬的跨區域組織應運而生。

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意識形態話語權也進入多元競爭時代。西方民主社會的主流發展模式正面臨空前挑戰。

在美國，經濟和社會矛盾超出了現有政治框架的協調能力，因此出現了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對外事務上，精英階層和社會大眾之間產生嚴重裂痕，精英集團內部的分歧也前所未有地擴大。在歐洲，高福利社會所依靠的財政基礎已難以維持。經濟危機向阿拉伯世界擴散引起政治動蕩。這些變故都令西方民主社會精英面臨強烈的挫敗感和文化危機，這引起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反思。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的快速恢復和危機處理效率給西方國家帶來強烈沖擊，中國發展道路成為國際社會的熱議對象，同時也引發了西方各界的廣泛關注。(高程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