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器官移植進入公益化時代 破除對死囚捐獻的依賴

對話北京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朱繼業

器官捐獻、移植，不能只靠衛計委和醫院

短期內，等待救治的患者會增多

《中國經濟周刊》：國家衛計委提出要逐步取消死囚器官來源，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公民器官捐獻體系。這對我國器官移植手術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朱繼業：短期內肯定會產生影響，畢竟可供移植的器官數量一下少了很多。一方面是死刑數量在逐步減少，另一方面國家也要求取消死囚器官來源，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近一年來的移植手術數量就下降了很多。如果公民器官捐贈的數量跟不上來，等待救治的患者就會越來越多。

另外，技術上也有一些需要跟進的地方。

醫院的擔憂

《中國經濟周刊》：國家指定了165家醫院具有器官移植的資質，其他醫院難道就不用參與器官移植的工作了嗎？

朱繼業：肯定不是。器官移植實際上關系著每一家醫院，我們這165家醫院只是有資格進行器官移植手術，但是器官捐獻者可能存在于全國任何一家醫院。也許某家醫院沒有資格進行移植手術，但是很可能會出現需要接受救助的受贈者和潛在捐贈者。

目前，這165家醫院都有了各自的器官捐獻協調員，他們到各個醫院尋找潛在捐贈者，但據我了解，由于沒有移植手術資格的醫院在整套捐獻體系中沒有任何利益，相反還可能因其對捐獻者的死亡判定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加之器官獲取行為需要該院醫生的配合，他們通常并不會積極配合協調員的工作，不愿意主動發現潛在捐贈者，甚至會出現就算發現了都不上報給所屬OPO的情況。

另外在對捐獻者進行器官摘除時，很多醫院出于怕麻煩的考慮，會讓我們把病人拉到自己的醫院里進行手術，這種想法我們都可以理解，也會接受，但是在運送的過程中，一旦會出現一些意外狀況，就會造成器官損失。

希望“捐贈者本人同意即可捐贈”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在政策層面上，還可以對呼吁公民器官捐獻做出哪些努力？

朱繼業：進入腦死亡是進行器官移植的最佳時機，因為在腦死亡階段，我們可以通過體外呼吸機來維持血液循環和心跳，保證器官的最佳使用狀態。

世界上已經有89個國家都認可了“腦死亡即死亡”的概念，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做到這一點，很多人都不認同，很多患者家屬都認為，只有心臟不跳了才是死亡。而對于腦死亡病人來說，只要你不拔呼吸機，他的心跳就還能繼續維持一段時間，這就等于把器官移植的最佳時機給錯過了。我覺得國家可以多宣傳和普及一些醫學知識，讓更多人都能接受“腦死亡就是死亡”的概念。

此外，在一些國家，器官捐獻者只要在生前同意捐獻器官，簽過同意書，OPO和醫院就可以進行器官移植，但這在中國行不通。中國的傳統觀念讓很多人難以接受器官移植，就算捐獻者本人同意了，只要在場家屬有一個不同意，哪怕這個家屬是一個跟捐獻者關系遠得不能再遠、甚至連面都沒見過的人，只要他不同意，我們就沒辦法進行移植。所以我覺得國家是不是也能在這些方面進行一些規定，只要捐贈者本人同意即可生效。

另外，因車禍導致腦死亡的情況很多，我們曾計劃在公民申領駕照時進行器官捐獻意愿登記，借此找到更多的潛在器官捐獻者，也和相關部門有過溝通，但是最終擔心老百姓在觀念上無法接受器官捐獻的概念，所以這項登記計劃一直沒有進行下去。

總之我認為，呼吁器官捐獻不能只靠衛計委和醫院去做工作，國家政府各個部門也要一起配合。

應鼓勵、補償捐獻，但絕不采取現金方式

《中國經濟周刊》：據您了解，什么樣的人更容易接受捐獻器官的觀念？我們是否考慮對捐獻者提供一些關懷和補償措施？

朱繼業：器官移植手術的隨機性很高，并不是你有意愿捐獻，就一定可以成為捐獻者。器官能否進行移植和捐獻者的死亡地點、死亡狀態及器官狀態都有很大的關系。一般來說，到ICU或急癥室發現潛在捐獻者的成功概率會更高。

據我了解，現在有一些器官捐獻者確實是因為家庭情況不好，最終選擇器官捐獻。醫院雖然不可能對捐贈者家屬提供酬金，但我們可以采用酌情減免醫藥費、住院治療費、殮葬費用的方式，去盡量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

我個人認為，國家還可以考慮通過減免捐獻者子女學費、為捐贈者家庭提供醫療保險、稅收減免等政策去鼓勵更多的人捐獻器官。

但是無論哪種補償政策，肯定都不會通過現金方式進行，那樣就又會成為變相的器官買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