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政務部長：要讓年輕人容易獲得首套房

新加坡的組屋交通配套齊全，走出屋子就可隨意選擇公車和軌道交通。圖為一座組屋旁恰好就是地鐵站。

今年“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為佛山社會建設工作勾勒出一個美好愿景：社會管理在改革的同時，要繼續加強社會管理服務創新。于是，堅持民生事業優先、做好社會組織培育、加強城鄉社區建設等一系列工作，相繼進入公眾視野。對此，為新加坡政府工作超過20年、曾官拜政務部長的曾士生接受南方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佛山應突出居民公共服務“底線均等”。而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讓年輕人容易獲得首套房。

■人物簡介

曾士生：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教授，擁有英國牛津大學學士、美國斯坦福大學碩士學位。1997-2011年擔任國會議員。歷任新加坡總理公署、社區發展與體育部、教育部、貿工部等部委的政務部長。曾任新加坡中國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公司首任總裁。新加坡華社自助理事會的創會執行理事長。目前在私企發展并兼任數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研究專長是新加坡公共政策。

讓窮人富人“雜居”加深交流

現在年輕人最大的壓力是買不起第一間自己的房子，如果首套房都買不起，告訴他說今后有很好的前途，沒有人會相信你。所以，當務之急，是幫助年輕人買第一間房子。

南方日報：如今，佛山保障房的建設正在持續不斷地進行，但保障房選址偏僻等狀況被許多市民所詬病。這種通過政策形成一個比較獨特的居住群體，讓不少民眾與專家擔心會造成新型貧民窟。對此，你如何看待？

曾士生：首先，這些保障房即使地處偏僻，只要政府把維修做好了，這地方是不會變成貧民窟的。

從新加坡的房屋政策來看，新加坡推行的是“居者有其屋”計劃。新加坡大多數土地是國有，政府在土地上建設房屋銷售，國民擁有的只是房子本身，而不擁有土地。目前，全國住房擁有率已達88.8%，有85%左右的人購買或租賃了政府組屋，并形成了居民“雜居”局面。

新加坡組屋的雜居不僅是各族雜居，而且是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不同大小組屋開放式混居在一起，而且在組屋區是沒有任何圍墻的。因為我們認為不能讓富有的人主宰富人區，貧窮的人住在貧民區，應該讓他們彼此之間有機會去見面交往。

因此新加坡人碰到生活水平比自己低一些的不會在文化上有太多的差異。這種狀態下會形成一種“他們畢竟還是我們的鄰居”的思維，能夠引起這樣的感情，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是不會形成貧民窟的。

如果佛山能搞一個類似于建屋發展局的機構，讓它來進行類似新加坡組屋建設的試點或許大有可為。做法就是政府不要把土地出讓，年輕人買到的就是四面墻的空間，價格比較便宜，但他們打開門出去就是政府的地，走廊是政府的，電梯是政府的，下面的綠化也是政府的，維修工作也是政府的，大家必須交維修費，可能比佛山現有的保障房政策更有保障些。

另一方面，組屋還能解決年輕人買首套房的難題。現在年輕人最大的壓力是買不起第一間自己的房子，如果首套房都買不起，你告訴他說今后有很好的前途，沒有人會相信。所以，當務之急，是幫助年輕人買第一間房子。相信你們的保障房也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

而且這種做法好處多多。你可以看到，在新加坡，政府確保了85%的組屋占有率。這樣政府就形成了一個市場的營運指標，你必須要達到這種水平，沒有這種水平居民就不買商品房，會來買政府的。商品房你不管怎么做也不能太低于這個指標，這就會對市場有一個引導作用。如果商品房價格太過離譜，居民就肯定會搬到政府組屋區。

在新加坡你會發現，炒樓不好炒。因為新加坡只允許居民買賣兩次組屋，這就意味著居民一輩子只可以炒一次房。如果能這樣，基本上就解決了住的問題。

對社會組織進行控制與制衡

通過強有力措施，對社會組織進行控制與制衡，就可以很好地對社會組織進行監管，并引導其向更高質量的社會組織發展。

南方日報：過去社會組織注冊需要掛靠一個部門，但隨著社會組織注冊的放開，這種情況已不存在，這也帶來了全市社會組織的高速增長，局面令人驚喜。但隨著社會組織數量的不斷增多，如何管好數以千計的社會組織已成為當局者頗為撓頭的問題。

曾士生：我覺得對社會組織的管理首先要對社會組織定義得更清晰。那些能夠享有優惠政策的，應該單列出來注冊；比較需要管的，注冊處要放在對口的相關部門里。如，新加坡武術教練注冊，就在警察那里。

注冊之外，要懂得控制與制衡。武術教練之所以注冊，是不讓他形成黑社會。注冊后他們每年都有選主席，機構肯定會有一個顧問，可能是一個高級警官進行監督，防范其對社會帶來的風險。你來注冊，才能教人們練武，總會也幫你弘揚傳統武術。你不注冊，在教授武術及參加活動方面會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方面，新加坡有一個國家福利理事會，社會服務組織要去那里注冊，因為理事會旗下設有全國福利基金，如果注冊，可以申請理事會資助機構活動。

如果是一個慈善組織，就可以去全國慈善組織注冊局注冊，注冊后機構搞籌款活動時，有關當局比較愿意批，參與活動的捐款人可以得到稅務優惠，沒有注冊隨便籌款是犯法的。且慈善組織各種活動必須申報，每一年必須要有報表，就好像控制上市公司一樣，否則這個錢你拿去一點事情都沒做，自己去享受了，怎么和社會交待？

通過強有力措施，對社會組織進行控制與制衡，就可以很好地對社會組織進行監管，并引導其向更高質量的社會組織發展。這種對社會組織的制衡同樣適用于政府向社會組織放權。如果向社會組織放權后，你對這個社會組織沒有監控，那內部發生舞弊、挪用公款、主席不見了怎么辦。所以放權之中必須要有監控力，尤其是放權中包含有動員資源能力與政府資源下放，一有這種情況必須要有監控體制，否則出了問題，你如何處理？

基層領袖與法定機構共同服務基層

社區里有一些活躍的人、比較受群眾尊重的人、樂施好善的人，我們把他們找出來，給他們一張委任狀，成為公民咨詢委員會委員，成為基層領袖，在一定領域里，能協助管理當地事務。

南方日報：經濟的發展讓佛山城鄉之間的距離逐步縮小，村民們也希望得到與城市居民一樣的服務。目前，佛山通過建設行政服務中心向村一級延伸，一定程度上縮短了城鄉管理差距。然而，村民們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給佛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曾士生：新加坡人民協會或許可供佛山借鑒，這個組織是政府的法定機構。新加坡有87個選區，每個選區成立一個公民咨詢委員會，委員不是人民選出來的，是由人民協會委任的。我們的社區里會有一些活躍的人、比較受群眾尊重的人、樂施好善的人，我們把他們找出來，給他們一張委任狀，成為公民咨詢委員會委員，成為基層領袖，在一定領域里，能協助管理當地事務。

公民咨詢委員會成員最主要還是當地居民，這樣意見才會有傾向性。這些基層領袖雖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由于他們在當地居民心目中非常受尊敬，所以他們的工作會做得很好。要確定基層領袖是否得到居民支持，可以從委員舉行的活動中很好體現。如果你的活動都沒有人來，這代表著什么，代表著你根本不是一個受尊敬的人，他自然會被要求離職。

人民協會在每個咨詢委員會里，都提供一個秘書處，秘書處里的成員都是人民協會雇員。作為官員，人民協會會對他們實行專業培訓與要求，協調基層領袖事務。這批技術官僚基本是要聽基層領袖的話，除非他做的事情和人民協會背道而馳。技術官僚將在基層領袖的指揮下做事，同時技術官僚又需向人民協會負責，人民協會又對基層領袖有委任權，這樣就形成一種相互制衡。

公民咨詢委員會的任務有12個字：種族和諧、社區凝聚、民政溝通。他們的工作、活動就圍繞著這12字。人民協會對他們每個月的開會議程都有規定。委員會將根據不同議題，邀請當地警察部、民防等部門來到現場。如果居民對警察有什么意見、有什么要求，那么他們在會議的時候向警察代表直接提出。而且活動每個月都要檢討得失，進行得怎樣了各小組都要進行匯報。

我們對所有基層組織有一個評分，主要看他們組織什么活動，每個活動有多少人來，種族分布是不是很雜，來人多的和雜的都有加分。每個活動的分數都加好了交到人民協會，每年加起來，基層組織就有一星級、二星級、三星級、四星級。

高水平人才有助于減輕社會管理負擔

低端勞動力從內地跑來沿海地區，付出的代價是比較高的，孩子、老人沒人照顧，遲早會引起社會大問題。他們回去也會緩和家鄉社會問題。

南方日報：流動人口已經成為佛山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這一批外來人口以產業工人為主，在如今佛山的社會治理中，最為關鍵的話題之一就是本地人與外來人如何融合，并對外來人口給予認同。

曾士生：佛山要轉型，轉型以后不會依賴太多非熟練工人。如果今后有外來人口，一般是熟練工人或者是本地沒有的人才。

如果是這樣的話，佛山應增加有關培育熟練工人的院校與大學，比如，蘇州工業園搞了一個職業培訓中心，用來培養熟練工人。他們還搞了一個高教區，通過招商引資吸引國內外大學到高教區搞教學點，這樣一來就可以吸引很多愿意來這里學習的年輕人。而且這些都是知識水平比較高的，他們學習之后可能就會在佛山找到他們的崗位，這些崗位顯然就是一些工藝技術水平比較高的。

如果佛山加快經濟轉型步伐之后，來的都是比較高水平的人才，或許佛山方面的社會負擔也會比較小。因為基本上，醫療、儲蓄他們可以自己應付，不需要依賴政府，而擾亂社會秩序的可能性比較少一些，佛山社會治理的形勢會得到很好的改變。

現有的低端勞動力，來自內地，問題也不大。因為他們的家鄉經濟水平也在提高，他們可能以后會覺得，我留在家里吧，可以繼續照顧自己的家庭。因為他們從內地跑來沿海地區，付出的代價是比較高的，孩子、老人沒人照顧，遲早會引起社會大問題，他們回去也會緩和家鄉社會問題。

你吸引高端人才過來，面對社會問題會比較少，而這些低端勞動力回去，減少了他們家鄉的社會問題，如果這樣將會形成雙贏局面。

■案例

社區俱樂部：

源源不斷注入社會“和諧因子”

如果把新加坡看作一個人體，社區民眾俱樂部就是它的骨架。俱樂部是新加坡為民眾增進溝通進而參與社區大家庭生活的主要場所。在新加坡采訪期間，常常可以看到民眾俱樂部的標示在眼前閃過。終于，在一位當地朋友的帶領下，記者如愿來到先鋒民眾俱樂部探訪。

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來到一座看似體育館的大型建筑物。“這就是先鋒民眾俱樂部” 居民王博告訴記者，在新加坡通常一個俱樂部服務的對象是15000個左右的組屋家庭。

民眾俱樂部是整個社區最重要的活動場所，它向社區居民提供各種休閑和學習機會，政府也通過文化、體育、教育軟性的活動來傳遞政府的信息、政策。記者來到先鋒民眾俱樂部的時候恰逢新加坡的公眾假日“塞班節”的前一天晚上。走進俱樂部，接待居民咨詢的工作人員已經忙得不可開交。

進門處的告示欄中，有各種培訓班、興趣班以及活動團隊的招生信息，更多的是“關懷信息”，如針對居民緊急困難的“公民咨詢委員會社區關懷基金”動態等。在俱樂部服務臺前，正在為居民提供服務的義工告訴記者，這里的各種培訓班收費極低，一般新加坡幣幾元錢就可以報一個班。

而更令人吃驚的是，這個有三層高的民眾俱樂部設置了一個大型的圖書館。從一樓到三樓的一半都屬于圖書館的范圍。走進圖書館，記者發現這里的圖書既有陽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有兒童讀物，有華人比較喜歡的武俠小說，亦有專業性很強的書籍。

第二天就是假期，來圖書館的人顯得特別多。“這里屬于免費借閱，基本上你想找的專業書籍都能在這里找到，在國內部分大學的圖書館也未必有這里的書籍齊全。”王博說。

而先鋒民眾俱樂部不僅僅是為當地居民提供各種活動的場地。它也負責收集有關全國性事務和政策的民眾反饋意見，從而構建和諧社區，還充當社區居民的緊急避難所。

“幾乎所有的民眾俱樂部屬下都有5個重要組織，分別是針對60歲以上的年長者的樂齡執行委員會， 15歲到35歲的青年執行委員會，針對婦女的婦女執行委員會，針對少數種族的馬來活動委員會和印度族活動委員會。”王博說。

居民意見最大限度得到反饋及解決后，自然而然的帶來了整個社區的居民融合，最終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而在先鋒民眾俱樂部內，記者也確實看到，不同種族、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社區居民在這里都很自然地互相交流。“在新加坡的社區里，最大的感受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王博說。

像這樣的民眾俱樂部在新加坡共有100多個，其強大的磁場效應為社會源源不斷地注入“和諧因子”。反觀佛山，目前全市社區幾乎沒有社區能夠擁有如此齊全的、服務1.5萬個家庭的公益性服務設施。民眾的交流更多的是在密閉式的小區交流，鄰里之間往往被那堵水泥墻所堵塞，住上幾年，鄰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未必能分清楚。如此少的交流，往往帶來的是居民相互之間的信任度不高，何談互助，何談和諧。

■觀察

公共服務型政府中的“政府責任”

“新加坡政府會做很多事情，市民自己可能都還沒想到，但政府都幫你想到了。”雖然受訪者不同，但卻對新國政府服務有著相同的感受。

在新一輪改革中，順德和佛山都致力于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必須界定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邊界，只有清晰的邊界才能明晰政府責任，推動政府履職。在這方面，新加坡政府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示，因為新國是一個經濟高度市場化的國度，而政府則致力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較好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能。李光耀自己把“全民有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視為新國能夠成功的一大原因。

首先，政府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導致政府在社會發展中扮演了超前引領的角色。李光耀說，新加坡從挖坑入廁到住進冷氣房的時間還太短，基礎還不夠牢固，我們的國民不要視新加坡的成功為理所當然、一成不變和一勞永逸。稍有疏忽、失誤和差池，30多年的成果和心血便會毀于一旦，新加坡便會在一夜之間被打回原形。對此，新國政府一直求新、求變，為轉型塑造良好的環境。

如新加坡把吸引外來人才確立為基本國策，從全世界吸引各種人才為產業提供支撐。“我在這里生活了20年，自己就是新加坡吸引外資政策活生生的證明。”南洋理工大學客座教授楊建偉說，你不愛它，它對你不好，你不可能在這里待20年，不但人向往之，而且心向往之。他說，不管環境也好，硬件也好，都不重要，新國政府最大的好處是提供了社會公平、政府廉潔、社會法制三個最重要的東西，讓人才在當地非常省心，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工作做好。“我們還只是一個小專家而已。”

筆者在走訪新加坡期間，一個最大的感受是，這里的人們沒有國內普遍的焦慮感。雖然從新幣的角度來看，當地的薪酬水平并非很高，月薪中位數只有2500元到3000元新幣，但他們基本可以做到“無憂生活”。因此新國政府通過公積金制度的設計，基本解決了大多數國民的住房、醫療和教育問題，而移除了這三座“大山”之后，國民主要是解決自己吃飯問題。一旦有公眾假期，他們都紛紛到鄰國度假，生活相對愜意許多。

在經濟管理上，雖然新國也設立經濟部門，旨在促進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但政府部門原則上不輕易直接接觸企業，所有的任務和目標都通過法定機構來完成。同時政府通過各種制度設計，確保金融、稅收等制度可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保障。

盡管不少人都認為新國是威權政治，但政府與民眾卻保持了暢通的溝通機制，非常重視及時回應民眾訴求。在新國銷售珠寶的一個小企業主告訴筆者，她曾經給新加坡稅務部門寫過電子郵件，反映自己因貨款回籠不到位，無法及時納稅的問題，跟中國大陸結果不同的是，稅務部門非常詳細的答復她，并允許她緩繳相關稅費，最終讓她渡過了經營上的難關。

采寫統籌：張培發

撰文：南方日報記者 劉嘉麟

張培發

攝影：劉嘉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