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舊偏愛扎堆大城市 艱難的畢業“斷奶”

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競爭激烈，畢業三四年內的大學生“斷奶族”對社會的適應能力還不強，又處于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是具有反叛精神的一個群體，“提醒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更公平的制度來縮小城市間、階層間的差距”

狹窄的房間里放著兩張床，衛生間僅有2平方米，外面一下暴雨，天花板就開始下小雨。租住在這里的是剛從暨南大學畢業的沈碧瑤，深圳某國有銀行的柜員。

沈碧瑤簽訂的三方合同上寫明工資5000元。從入職培訓開始，她已經向父母要了8000多元，主要用于交房租、支付培訓期間的生活開銷和購買正裝，沒發工資前身上只有不到1000元現金。

她說，由于工作太累，經常回屋倒頭就睡，在深圳幾乎不認識什么朋友。“而且不知道工資以外績效如何。如果我每月真只拿5000塊，在深圳根本混不下去。”

像沈碧瑤這種剛剛走出校門、遠離家庭、開始工作的畢業生，因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斷奶》而被稱為“斷奶族”。收入低、支出高、工作累、生活壓力大的現實讓他們深感“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繞不開一個錢字”

“斷奶族”期望通過自己的奮斗向上攀升，但大城市不斷上漲的房租和生活成本，讓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壓力山大”。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專業畢業的王曉琳一度慶幸自己找了一份體面的工作——在廣州一家外企事務所當會計，但當她開始租房時，卻發現每個月5000元的工資加獎金，僅房租一項就花掉了將近2000元，中介費和“押二付一”的房租費還得找家里要錢來墊付。“我大概一算，有了工資以后，每月最多能存下200來元。”王曉琳感嘆。

新聞專業畢業的蘇晴，“主業”是在一家時尚雜志做編輯，底薪每月2600元，但她每月房租就需1500元。為了增加收入，蘇晴每個周末還在一家教育培訓機構兼職做老師，掙每月2000元的外快。兩個月來她瘦了六七斤，卻覺得自己還不算慘：“我們雜志社的前臺是一個新聞專業的專科畢業生，1500元一個月。這樣的薪酬在廣州簡直不可思議。”

來自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畢業生，面臨的物質生活壓力相對更大。

今年畢業于廣東工業大學華立學院的鄭寶清，8月1日剛和深圳中海建設監理有限公司簽了一份勞動合同，工作地點在廣州。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幾年大學讀下來，學費共64000元，加上生活費用和其他開銷，共花了家里至少10萬元。

鄭寶清出生在農村，家有六個兄弟姐妹，父母仍在務農。“轉正工資每月4000元，在廣州只夠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幾乎不能幫父母分擔家中壓力。”他說。

生活負擔過大，不止一名“斷奶族”在接受采訪時自嘲：“談什么、做什么，都繞不開一個錢字。”

為何依舊扎堆大城市？

大城市“居不易”，高校畢業生卻依然扎堆。在廣州這一華南地區高校最多的城市，大量畢業生優先選擇在一線城市就業，沒有轉向二三線城市和中小城鎮。

華南農業大學就業指導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該校2013屆畢業生選擇廣東省珠三角地區就業者占畢業生總人數的84.73%，選擇廣東省非珠三角地區的占7%，廣東省以外地區占6.5%。

寧可選擇在大城市“受罪”，也不愿返鄉就業或去中小城市，“斷奶族”有其自己的考慮。沈碧瑤是獨生女，卻沒有返鄉。“在廣州學習生活四年后，不適應家鄉的慢節奏了。”她說，大城市的節奏和提供的平臺，長遠來講對個人見識增長大有裨益。“家鄉沒有廣州、深圳這么多跨國公司、知名企業。除了公務員之外，幾乎沒有合適的工作選擇。”

蘇晴告訴本刊記者，四年積累的師生資源，讓自己在廣州能發揮更大優勢。而目前大量二三線城市的發展模式“混亂”，沒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

在鄭寶清眼中，去二三線城市“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這名來自粵東地區陸豐市的年輕人坦言，大量年輕人扎堆在一線城市，確實不利于城鎮化的健康發展，但大城市機會多，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更容易證明自己的價值。而自己家鄉農村，連基本的網絡需求都無法滿足。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蔡禾分析，高校畢業生愿意扎堆一線城市，主要原因是“北上廣深”與二三線城市的機會和資源差距太大。“在市場上，大城市能夠聚集更多資源，有更多大公司、大企業的總部，畢業生有更多發展機會和職業選擇；在體制上，權力和資源容易向更高行政等級的大城市集中；在生活方式上，大城市的繁華和多樣性對年輕人有更大的吸引力，而小城市更像是一個熟人社會。”

華南農業大學就業指導中心曾穎表示，從長遠來看，畢業生選擇扎堆“北上廣”并不是特別明智的選擇。其所在就業指導中心通過數年觀察發現，下基層的畢業生發展空間更大。比如，在珠三角以外就業的農科類本科畢業生雖然起薪低，但不到兩三年便能發揮其專業優勢，跟其他同齡人拉開差距。

“在‘北上廣深’這樣的地方，大學生找工作難，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更難，但就在毗鄰深圳的惠州，恐怕要找一個研究生都不容易。”蔡禾對本刊記者說，相關部委和就業機構應考慮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求職信息平臺，兼顧二三線城市就業信息和優惠政策。“如果這些信息能夠及時發送到畢業生手里，會改善大多數畢業生在大城市擠獨木橋的狀況。”

“斷奶風險”亟待重視

多位“斷奶族”在采訪中流露出迷茫和焦慮的情緒。相比眼前的生活壓力，他們在就業過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對生活前景的不確定，更深化了他們的不安全感。

一名畢業生告訴記者，出于工作需要，他經常“泡”在工地上日曬雨淋，但同班一些家里有背景的同學，找找關系就可以輕而易舉到好的事業單位工作。“我心里很不服氣，但回頭想想，現實就是有裙帶關系的，我只能強迫自己去接受這種現實”。

從事媒體行業的蘇晴說，她在采訪時感到整個社會充斥著不信任感。“工作不好找，日子不好過，大學畢業生的不滿情緒比原先想象中嚴重。一些畢業生可能容易做出極端的事情。”

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大學畢業生在遇到困難和問題時，極少尋求來自體制內正式力量的幫助，或覺得“找政府不是好辦法”，或根本就想不到“政府”。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專業畢業生張瑜(化名)出國留學計劃“流產”后，回到老家重慶市在一家報社實習。“我沒有感受到相關部門或者其他機構給我的尋職幫助。”張瑜說，畢業之后她曾接到過學校就業指導中心老師的電話，對方問她是否找到工作，她回答沒有，對方便一下掛掉，再也沒有了聯系。

“我們很多同學不太相信政府部門能夠解決事情，除非里面有熟人。去找完全沒有熟人的單位來解決自己的問題，這很不現實。”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一位畢業生說。

蔡禾認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競爭激烈，“斷奶族”對社會的適應能力還不強，又處于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是具有反叛精神的一個群體。“不是說年輕人不能住在籠屋里面，但提醒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更公平的制度來縮小城市間、階層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