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貪”:有縫就鉆有洞就穿 “螞蟻搬家式腐敗”

“ 蟻貪 ” 虛報冒領 、 私扣截流

“無論大貪、巨貪，還是“蟻貪”，其腐敗動機和行為本質都一樣，均是濫用公權謀取私利。從濫用的權力來看，“蟻貪”往往濫用的是管理權、財務權。”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游鈺分析。

據福州市中院提供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蟻貪”案件中涉及貪污的作案方式大致可以歸納為虛報冒領和私扣截流。

福州市中院刑二庭庭長林巖分析說：“虛報冒領一般采取的手段有三種，如在公務報銷中采取修改報銷單據、添加發票或修改工資表、工資盤數據等原始憑證的方式侵吞公款；再者，采取仿冒主管領導簽字或偽造他人名章、假冒他人簽名的方式冒領公款；另外，采取編造虛假事實、虛增支付費用、提取差旅費用等方法支出公款等。”

“私扣截流”一般采取的手段也有兩種，要么是使用單位現金支票提取現金不入賬、隱瞞不報、漏報、偽造財務報表等方式侵吞單位財物；要么是以采取篡改收據底聯平賬及開具白條等手段私自截留應上交的現金收入。

以該院辦理的一起案件為例：2008年，長樂一個村的原村委會主任盧某在得知長樂市有關糧食直補款的政策后，讓該村委會當時的會計盧某某將姜某等28名未種田人員虛報為該村種田戶，制作農資綜合補貼花名冊后上報鄉政府申領國家糧食直補款。鄉政府按照該村上報的耕地面積下撥了糧食直補款115953.6元。

之后，鄉政府將第一筆糧食直補款人民幣99960元撥入該村村委會賬戶，該村出納盧某某將姜某等虛假的種田戶列入糧食直補款發放花名冊，并讓幾名村干部在發放花名冊中冒簽虛假種田戶的名字，后村會計盧某某將被冒簽的虛假種田戶名下的30570元糧食直補款交由村委會主任盧某。

2008年7月，鄉政府將第二筆糧食直補款15993.6元撥入村委會賬戶，盧某又采取同樣的手段，再次將直補款據為己有。并將所截留的直補款以1000至2000元不等的標準分發給會計盧某某及其他幾名村干部。

2010年3月間，盧某又故技重施直至案發。

法院最終查明，盧某共非法占有國家糧食直補款82769.17 元，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

得知判決結果，盧某后悔地說：“當初只是想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錢款數額不大，不會被人發現，更沒人敢告發……”

“從蟻貪式腐敗的查辦過程分析，犯罪人作案手段雖然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但其發案原因具有一定的共性，即雖然涉及的發案單位多數都建立了財務管理制度和監管規定，但實際執行情況并不理想，讓犯罪人趁機鉆了空子。”林巖告訴記者，從近些年受理的案件來看，“蟻貪”案件大致發生在特定領域，如醫藥、國土、建筑、教育等領域。

“從蟻貪式腐敗的犯罪心理來看，所有被告人都認為他們的犯罪行為不會被人發現。部分被告人發現自己從事的工作存在漏洞，于是將漏洞作為其貪污、挪用的便利條件。一開始，他們還有些害怕，貪污、挪用的數額不會太大，但一次得手后，認為不會被人所發現，這也刺激了其犯罪的欲望。之后膽子越來越大，犯罪次數越來越多，甚至每次犯罪的數額也越來越大，最終形成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的大貪巨貪。”林巖說。

無人監管“螞蟻”也能潰堤

有縫就鉆、有洞就穿，這是螞蟻的天性。“蟻貪”們之所以有貪腐的機會，漏洞出在哪？

“這與當事人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無人監督有直接關系。權力一旦失去監督，勢必導致腐敗。”福建至理律師事務所律師蔣方斌分析認為，從根本上說，對權力運行的監管不夠到位，導致種種不正之風出現，并隱匿于日常的經濟行為和社會交往中，為“蟻貪”的泛濫留下了一條縫、開啟了一道閘。

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游鈺認為，我國對貪污受賄犯罪人的懲罰，太拘泥于犯罪數額，在實踐中，常有提高追究刑事責任的起始數額之舉，對于貪污、賄賂案件的犯罪數額標準提得越高，其結果是“蟻貪”越發橫行。

“從‘蟻貪’的發展來看，很多貪官是掉入了‘軟腐敗’后，再變為‘硬腐敗’的，因此，打擊‘蟻貪’，第一步先要劃清‘軟腐敗’和人情的界限，做到違法必究，防微杜漸。”游鈺說。

對于“蟻貪”，福州大學法學院教授葉知年主張“零容忍”。

葉教授說：“整個社會一旦容忍這種行為，蟻貪就會滲透到社會文化之中，這無異于變相鼓勵更多的人投機取巧，濫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和資源。”

葉知年建議，將基層的監督和制約機制落到實處。對一些基層關鍵崗位的人員，如會計、出納、采購、收銀員等，要進行定期輪崗，不能讓他們在一個位置呆得太久，否則會滋生腐敗。另外，還要加強財務審計，比如，將審計周期由一年一審改為一個季度一審，不同單位之間，用不同的財務人員來交替審計單位賬目。

采訪中，辦案檢察官打了這樣一個比喻：如果國家是堤壩，大貪、巨貪猶如“海嘯”，有著顛覆性的沖擊力，而“蟻貪”則是堤壩上的蟻穴，隱蔽性較強，“只不過周期比較長，最后也可以形成大壩的裂縫。‘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