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連杰：壹基金要有在黃燈下前進的本領

壹基金何時不再孤單？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朱梓燁 趙明月 鄒錫蘭 | 北京、深圳報道

民政部數據顯示：整個2012年度，我國慈善捐贈總額在700億元人民幣左右，較2011年的845億有所下降，而與2008年以及2010年的破千億元相比已經有了明顯的下滑。

對此，有人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上指出：“由政府管理的公立慈善組織機構和人員管理能力較弱導致其內部管理出現混亂，與此同時，由私募資金組成的民間慈善組織卻缺乏相應的社會資源支持，是導致目前中國慈善公益事業出現困境的主要原因。”

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作為全國首家由民間發起的、無業務主管單位的公募基金會，深圳壹基金贏得了空前的信任。

“不是壹基金太好了，是壹基金太少了。而且那么多捐款匯聚一家，其實對我們的運營能力也是重負，效率也未必最高。”深圳壹基金傳播部總監姚遙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名聲在外不是我們要的結果，我們只是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如果壹基金成為全國人民唯一選擇，這到底是悲哀和幸運呢？這恰恰證明中國的社會組織、民間公益太弱了。”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總監唐藝蕾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

政策稍放開，

一年就能突破3000億

“給壹基金注冊這個事的本身，在于體制機制上的嘗試，而不在于是不是壹基金成立了。以后，不管壹基金成功與否，絲毫都不能降低這個事情的意義。” 時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長、現任廣東省社會工作委員會專職副主任的劉潤華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雙重登記管理體制強化了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控能力，“我怕你走得太遠，一直把你拽住，在我的羽翼下，但在這樣的概念下，它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社會組織的雙重登記管理體制成了越來越尖銳、越來越突出的問題。

深圳這些年有意識地進行體制機制的創新，提高社會自治的水平，發揮社會公眾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熱情。而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的表現，也證明了深圳堅持改革的方向和探索是正確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后，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地方探索終于推動了國家決策的形成。”劉潤華說，“社會建設它的本質是建設社會，而不是要把社會管控住，最核心的任務是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把社會發展起來，建設起來。”

近年來，雖然民間慈善組織不斷增多，但政策上仍有不少障礙。據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分析，基金會注冊方面，除了管理體制，還存在幾百萬的準入門檻；在服務設施及項目方面，慈善事業缺設施、缺組織、缺技能，更缺專業化工作人員。

而在國外，登記注冊為合法慈善基金相對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評估體系。以德國為例，由政府全額出資成立社會事務中央委員會，定期審查受贈機構的財務信息并對其進行公信力評估，然后按照A、B、C等不同級別頒發認證。通過這個認證，公眾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應該選擇信任哪個機構，并隨時了解捐贈的動向。

王振耀預測：“如果政策稍微放開，一年3000億很快就突破了。美國的慈善捐款總額占GDP的2%左右(3000億美元)，咱們如果達到1%，就是5000億。”

去年底，民政部透露，已向國務院法制辦提交了慈善法草案。但王振耀覺得這個進度還是慢了點，應該讓全國人大介入，加快立法進程。同時，他認為，應該像國外一樣成立跨部門的慈善委員會，協調政策，具備一定的管理功能。

慈善遠不止是“救急救窮”

因為壹基金的成功，有人解讀為，民間公益的能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和展現，是慈善回歸民間的轉折點，也是公眾捐款“用腳投票”的開始。

對此，王振耀認為，不能把民間和公立的慈善組織對立起來。“全世界沒有分公募和私募，是我們分來分去，弄得比爾·蓋茨來中國都特別郁悶，認為中國做慈善的標準特別高。其實，在全世界，政府和民間在這個問題上都是打通的。一般美國民間組織60%的錢都是政府給的。”

很多公立的慈善組織也有發揮作用的優勢，“比如紅十字會，如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籌集到很多善款用于大病救治，這是很多民間組織望塵莫及的，行政化不是最緊要的問題，關鍵是要進行職能的轉變。”

如果說慈善回歸民間，其真正的意義不在于民間慈善組織要達到什么樣的規模，而是在于慈善組織做的事真正深入民間。王振耀指出，中國的慈善事業要從傳統的救窮救急，轉向社會服務、社會引領，比如投資文化、教育、養老，讓大眾切身感受到慈善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