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名落馬省部級高官逾8成涉受賄 27人獲死緩

記者：如何盡可能避免高官腐敗？您通過這103個案例的分析，得出什么啟示？

田國良：第一，要堅持“以德為先”選拔領導干部。這里所說的“德”，可以歸納為“品性”、“品行”、“品格”。“品性”，是指抵抗外來誘惑，克制不良欲望的堅強意志；“品行”，是指忠于國家和人民的獻身精神；“品格”，是指冷靜、理智的果敢品質。品德的形成有環境因素，也有主觀因素，靠培訓、教育和周圍風氣的影響，也靠個人的“內省”“定力”和多年“功力”積累。一個領導干部，德才兼備，當然最理想；如果，或者有德缺才，或者有才缺德，二者必取其一，則寧愿取前者，因為，有德缺才，至多辦不成事，有才缺德，則辦壞事。

“德”這個東西，是無形的，只是反映在一個領導干部的內心世界和言行之中，無法像智商鑒定一樣去測量。很少有人承認自己“缺德”，而且在許多公開場合，一些腐敗干部都要表現出自己“道德高尚”，但是，在一些私密場合，在利益誘惑下，在關鍵時刻，那些品行品性品格低下者往往容易露出“馬腳”。這種“馬腳”，最容易被周圍人群所識破，而不太容易被上級組織，特別是上級領導所察覺。上級領導看到的往往是其“冠冕堂皇”的一面，甚至被其“伶俐”、“可靠”、“能辦事”、“得心應手”等因素迷蒙了視線。因此，衡量領導干部的“德”，要多聽廣大群眾的呼聲，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提拔領導干部，應加大群眾的權重。“以德為先”的原則才可以更好地落在實處。

第二，不宜“火箭式”提拔領導干部。所選案例中，開始任副省部級職務時年齡最小的39歲，開始任職時不到50歲的約占37%。可見，有相當部分的腐敗高官，在比較年輕時，就走上了較高領導崗位。年輕得勢，或者平步青云，容易失去自我，產生錯覺，飄飄然，忘乎所以，目空一切，為所欲為，滑向犯罪。因此，我們建議，要盡可能避免“火箭”式提拔干部，應按照正常程序，遵循干部成長規律，使干部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穩步前進。

第三，嚴防“帶病”提拔領導干部。所選案例中，約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獲得提拔，約有48%的案主，在擔任副省部級職務之前就開始了犯罪。因此，為了杜絕這種“帶病”提拔現象，應該嚴格實行任前任后審查、審計制度。領導干部在離開某一崗位，或者在新任某一職務之前，有關部門應該對其本人及其相關人員進行仔細考察、審查，對其負責的部門或者分管的領域，進行徹底審計、審查。我國在 1995年出臺了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1997年又出臺了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以后，類似文件不斷修改、補充、更新，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充滿彈性，還不周密，不到位，不徹底。

一是報告要全面。不僅報告本人情況，而且要報告全家及相關人員的情況(包括家屬經商辦企業的情況)；不僅報告全部收入，而且報告全部開支；不僅報告所有貨幣和銀行賬戶收支，而且報告家庭及相關人員的住房、投資、就學、從業及所有財產財物。二是情況要核實。在建立健全嚴密的信息統計體系的前提下，賦予有關專門機構特殊權力，使其有條件、有職責對領導干部報告的情況一一嚴格核實。三是信息要公示。領導干部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其有關信息應暴露在陽光下。對于領導干部申報的信息，要及時在單位內部或社會媒體公示，爭取和鼓勵公眾監督。四是處理要及時。如果發現個人申報與事實有差異，甚至瞞報，應及時追問、追查、處理。對于即將離任或新任的領導干部，其個人報告事項的核實和信息的公示應作為重中之重，更加嚴格。這樣，作為“終極反腐”手段，盡量把好最后一道關。

第四，重點監督“一把手”。所選案例中，多數案主作案時，或主要作案時段，都擔任著地方或部門黨政“一把手”。我們的體制設計，使“一把手”，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很大，容易形成“獨立王國”，同時對“一把手”的監督相對較弱，往往是下級不敢監督，上級沒法監督，或者說，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

有學者建議，在黨內將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給不同部門行使，黨代會決策，黨委執行，紀委監督，這不失為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思路。目前，紀委由于受同級黨委書記的領導和牽制過多，難以有效行使監督職責。因此，我們認為，應賦予紀委獨立行使監督職責的權力，讓紀委直接對上級和同級黨代會負責，而不是對同級黨委負責。

中紀委領導同志曾表示：發現許多高級領導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是建立和完善巡視工作的成效。我們認為，對于“一把手”，上級機關應該采取定期派巡視組等形式，重點考察，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反映，其個人報告的內容，應重點核實、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