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為農民工說了哪些話？

編者按

簡單地說，城鎮化就是農村人口轉為城鎮人口的過程。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 年的18%提高到2011年的51%，處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中國有2.6億農民工，他們離別故鄉追尋夢想，投奔到陌生的城鎮辛勤勞作，他們的愿望是“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過上跟城鎮人一樣有尊嚴的生活。

雖然打工者們已將生活工作的城鎮看成了自己的“家”，但城鎮似乎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容納他們，在平等就業、住房、社會保障、子女教育、醫療養老這些基本民生問題上，尚有許多阻礙。

因而，他們寄希望于來自五湖四海的代表、尤其是從農民工群體中脫穎而出的代表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實現自己的夢想。而代表們也不負所望，拿出“讓農民工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強化‘五險一金’”、“降低打工子弟讀書成本”等建議、議案和提案，回應廣大農民工朋友的期待。

總之，城鎮化是13億中國人的共同愿望，城鎮化帶來的社會進步只有讓全社會成員共享，才能兌現普惠全民的初衷。

“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在進入城市后難以找到合適的社會位置，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民革中央監督委員會副主任陳清華委員呼吁，消除農民工與城市的隔閡，讓其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

陳清華委員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經濟地位從總體上處于城市社會的底層，他們沒有返鄉務農的意愿，沒有務農的技能，也沒有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既不能“安居”，也無法“樂業”。

“新生代農民工‘邊緣化’的后果將是嚴重的。”陳清華委員說，“民工荒”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據了解，珠三角、長三角等一些重點地區的用工缺口已近10%，甚至連中西部部分地區也出現了“民工荒”。與此同時，自上世紀90年代初至今，農民工城市犯罪率呈上升趨勢，并整體上出現了多樣化、群體化和職業化等特征。

為此，陳清華委員建議，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加快制定新生代農民工落戶城市的政策，進一步探索提供均等的醫療、養老和就業等公共服務。同時，完善農民工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新生代農民工中就業穩定、有一定經濟能力的，應比照城市居民收入標準，提供廉租房等各類保障住房，并培育小戶型房屋租賃市場，逐步建立以低端市場租賃房為重點，以保障性住房為補充的農民工住房供應體系。

“在土地供應和城市規劃方面為農民工預留空間，建立農民工城市住房專項資金和適宜的農民工住房補貼制度。”陳清華委員說。

技能決定著農民工是否能夠融入企業，成為不可或缺的骨干。陳清華委員建議，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讓農民工子弟擁有一技之長，同時做好農民工“轉移前”、“就業中”的技能和法律培訓。這種培訓對農民工來說也是一種自身的職業規劃，能讓他們獲得更高報酬，有利于他們在城市和行業中穩定下來。

陳清華委員強調，健全勞資糾紛協調機制，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是維護農民工權益，讓他們在城市中受尊重的關鍵。為此，勞動保障部門應依法規范勞動合同的各環節，對不簽訂勞動合同、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企業加大處罰力度，建立解決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有效機制，使農民工收入穩定有保障，真正感到被城市接納。（鄭莉）

在今年兩會上，打工子弟的教育問題得到眾多代表委員的關注。

駐滇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工阮永川建議政府能從政策上降低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的門檻與成本，真正讓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孩子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這也是全國人大代表、最美洗腳妹劉麗和全國人大代表、來自上海的農民工代表周振波的心愿。

劉麗說，目前很多地方的農民工子女因不能隨遷戶口，讀書難且貴，無法享受免費義務教育、享受優質教育。建議農民工子女入學不受戶籍限制，像城市戶口的孩子一樣就近入學，享受同等條件的教育，減少留守兒童及春運中存在的安全隱患。

周振波代表在上海打工，他表揚上海在義務教育方面做得很好，農民工子女幾乎與城市里的學生享受同等教育。

由于打工子弟數量巨大，他認為，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整體上還有很大差距。

周振波說： “3月5日，溫家寶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我相信，以后肯定會有較大的改善。”（孫喜保）

穿西裝、用智能手機上網、受過高等教育、有不錯的收入，駐滇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工阮永川全面顛覆了人們印象中“農民工”的形象。

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后，阮永川同單位里的進城務工人員交流時，大家共同關注農民工養老的問題。

此次會議，他帶來的議案是關注農民工 的養老問題，比如政府應進一步提高農民工的養老金，給農民工以更多的養老保障。“特別是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農民工，現在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他們如何安度晚年？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阮永川說。

“現在農民工養老政策是每年繳納100元、200元、500元不等的保險費，在連續繳納15年后，政府每個月會返還最多70元的養老金。”阮永川說，“每個月70元怎么夠用？現在的物價高，靠這點錢連基本的溫飽都成問題。”

阮永川出生在云南宣威農村，1993年考入土木工程大專，1996年畢業后到昆明打工。在昆明闖蕩十幾年，阮永川先后換了7家企業，雖然位居中層，他仍將根扎在農村。他說：“我的家安在農村，我是一個農民工。”（孫喜保）

今年兩會上，來自福建的農民工人大代表謝利英帶來強化農民工“五險一金”的建議。

謝利英說，首先，各級黨委、政府應將轄區內農民工參加“五險一金”工作作為考核下級黨政主要領導人業績的重要內容，促進這項工作推行的力度。

其次，從國家層面出臺關于農民工參加“五險一金”的補充規定，著重在制度設計、城鄉銜接和可攜帶性方面出臺相應政策、建立相關制度。

第三，國務院相關部委要加強對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的監督檢查，要求各地制定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的具體措施，加強對轄區用人單位使用農民工的勞動關系監管，重點解決農民工“五險一金”缺失的社會保障問題。依法嚴肅查處不履行農民工“五險一金”工作的行為，依法為農民工辦理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女職工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孫喜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