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稱中國反腐進入攻堅階段 頂層設計需加強

要素之間缺乏連接，或是連接了也不能閉合起來，會導致制度建設事倍功半，甚至出現制度變形。特別是，當以上所說的三種制約出現倚多倚少的不均衡狀態時，這種變形便不可避免。例如，體現上對下監督的巡視制度，若不和完善下對上的監督相結合，就會出現“誰來管欽差”的問題；單向地加強對紀委的垂直領導，就會產生“誰來管紀委”的問題。實際上，縱向權力制約只有在橫向權力制約和非權力對權力制約都得到加強的情況下，才能防止出現變形，保證反腐敗不誤入歧途。從這個角度看，我對所謂紀委垂直領導的主張和當今部門權力普遍垂直化的趨勢持質疑的態度。從原理上講，紀委直接體現的應當是權力的橫向監督而非縱向監督。間接地，它也體現非權力對權力的監督。因為按照列寧的設計，黨的紀律監察機構應當是黨的代表大會選出的機關，由代表們授權對黨委會行使權力的行為進行監督。把它變成縱向監督，必然引發一系列其他問題。這些年地方上紀委部門腐敗現象頻出，事實上就是給這種狀況的出現敲響了警鐘。

從權力運行規律的高度來把握反腐倡廉制度建設

腐敗沒有階級性，主要由公權力的特性決定，對任何社會和國家都是公害。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要想健康發展，都不能不把反對腐敗放在重要的地位。也正因為此，在不同政治制度之間，反腐的經驗和成果是可以相互借鑒的。

從實踐看，遏制腐敗比較成功的國家，往往也是對公權力約束力度較大的國家。其制度通常有兩個特別突出的方面。其一，分散權力，使其來源多元化。西方學者很早就提出的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原則，是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石，對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持續運行有著重要的作用。西方發達國家各有自己的文化傳統，相互之間的具體制度也各有千秋，但共同特點是都體現了這些原則的基本方面。此外，廣言之，西方文官制度也是顯示權力制衡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制度把獲得公職的機會均勻地分布到社會中，以法律來規范，利用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來保證很大一部分公權力的運行不受執政者隨意干擾。其二，非權力對權力的制約。通過政黨之間的合法競爭，一些政黨掌握公權力，敗選的政黨則作為在野黨或反對黨，自然處于監督地位，對執政黨百般挑剔。此外，憲法和法律通過保障媒體和社會利益團體獨立開展活動，也對執政黨行使權力起著監督作用。

我們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搞西方多黨制，也不搞西方式“三權分立”。這是我國政治體制不可逾越的底線。但是，我們要不要有權力之間的橫向監督和非權力對權力的監督？答案恐怕是肯定的。沒有權力之間的橫向監督和非權力對權力的監督，強有力的監督便無從談起。對此，我們亟需加大探索的力度。

在橫向權力制約方面，最重要的是解決好權力相互制約與黨的領導的關系。我們不能像西方一些國家那樣，把權力相互制約變成為一己之私勾心斗角、相互扯皮，而是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黨的領導無疑是做到這一點的根本保證。但是，做好這個保證的前提，是黨的領導要科學。對公權力運行進行過多的干預，就會變成黨組織事無巨細地包攬一切，人為地搞亂不同權力之間的邊界，使權力制約無從著手。這里面的關鍵在于，執政黨應該按照權力的自身規律去影響和控制它的運行，而不是隨意越過邊界去取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