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王岐山為何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

當前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于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的增加，催促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因為政府和社會的關系發生了變化。18世紀末，時代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法國的平民等級，尤其是平民的上層資產階級，在經濟實力上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法國貴族還想像中世紀那樣維護他們的特權已經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猛力拋棄。

這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當前中國，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表達權、批評權。尤其是隨著新興網絡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知識的增加，對官員的腐敗、特權更難以容忍，對影響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為更勇于表達觀點，甚至是據理抗爭。這都在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治理模式。歷史告訴我們，在經濟繁榮期，應十分關注人們的態度，對民眾不滿的地方要及時回應，使下情上達，及時疏導民眾的情緒。說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實踐科學發展的理念，使發展的紅利人人得以分享，使發展的代價降到最低。

法國大革命為追求社會平等，而不惜犧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實踐告訴我們，在面對理想秩序與現實秩序的落差時，人們應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膽而審慎。

大革命時期的法國，階級矛盾尖銳，經過啟蒙運動洗禮的人民，已普遍產生了徹底糾正不平等狀態的強烈渴望。然而，法國大革命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實現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為它太激進了，充斥著一種平等主義的夢幻，正如托克維爾描述的，“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令人焦慮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最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

事實上，在革命來臨之前，法國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然而，“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當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國已經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們很快就忘記了自由，甘當獨裁者拿破侖統治下“平等的奴隸”。托克維爾明確表達了他對法國大革命沒有處理好自由與平等關系的失望情緒，他認為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當前中國面臨的現代化難題與之類似。對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不拿出大膽的勇氣改革，就是在與“革命”賽跑；一味追求激進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動蕩混亂的危險，只能依靠審慎的進一步改革化解，決不可誤入冒險激進的歧途。

可以說，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